史学还需大众读——评五卷本《中国通史》

2016-10-11 05:1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今日书评】 

  作者: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案头上摆着最近出版的五卷本《中国通史》,以约一百三十万字的宏大规模,叙述起自中华先祖止于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这部新通史适时地为近年来不断升温的“读史热”贡献了一部佳作,堪称史学大众化的成功探索。

史学还需大众读——评五卷本《中国通史》

大明宫含元殿复原图 选自《中国通史》
史学还需大众读——评五卷本《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 卜宪群总撰稿 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全景展现历史画卷

  读者热切希望读到由专家撰成的,有新的视点、史料、叙述风格的好书。这部《中国通史》恰恰符合这样的需要。著者力求体现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大趋势,经过精心提炼,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重要关节点、重大事件和问题,总结为一百个专题,以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三条主线贯穿全书。

  著者着力对有关历史走向的重大问题做出新解读。如在“周公摄政”中提出,周公在西周初年为稳定政局实行“封土建邦”和宗法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不仅给西周王朝奠定了繁荣百年的基石,更奠定了传承千年的中华文明的根基”,“周礼讲究尚德、尊尊、亲亲、敬老、慈幼,成为对后世颇有影响的道德规范”。书中在详述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使秦国走向富强后,指出后世有人批评商鞅“天资刻薄人”,“应当说,正是商鞅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才使得变法取得了良好效果”。

  书中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楚汉战争”“文景之治”“光武中兴”等重大历史转折,做出了很有新意的论述,对于治乱兴衰的教训和全国统一局面如何经历曲折而又不断加强等方面,都有令人信服的分析总结。如关于元代的历史地位,著者指出,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自唐末以来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再次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就奠定中国现有疆域而言,蒙元王朝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多民族的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在此期间得到了充分展现。当然,这种统一是伴随着血腥征服与持续破坏而完成的,统一只是其客观后果。”在记述元代以泉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贸易的繁荣之后,著者予以高度评价:“千百年来,它把世界各地文明和文化发源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拉、美的海上大动脉,各种文明通过这条大动脉互相接触、碰撞、融合。”

  本书把古代文化的辉煌成就作为记述的又一条主线,从战国诸子的争鸣,到两汉经学的兴盛,再到唐代诗歌的杰出成就,在书中充分展现。

  轻松的叙事风格

  本书形成了新颖的历史叙事风格。长期以来,中国史学在体裁体例运用和文字表述上都形成了一定的规范,著者十分重视这两项传统,并根据当今时代的需要进行了大力创新。在体裁形式上,首创了“专题式综合体”,以承载全景式的史实,令人耳目一新。这种体裁,是对传统史学“纪事本末体”的发展,又吸收了“纪传体”重视记载人物活动和典章制度的特点,同时对20世纪以来流行的“章节体”的优点也充分借鉴运用。

  著者志在写一部大众喜爱的通史,力求语言活泼、生动可读。书中以说故事为开头,找到最有吸引力的角度切入。如“殷商兴亡”开头,先讲一个故事:1899年某一天,时任清朝国子监祭酒的学者王懿荣在煎用中药之前审药,意外发现一味叫“龙骨”的药材上,刻有远古的文字,“由此,轰动世界的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著者还注意描写有意义的细节或对话,再现历史场景。如“楚汉战争”中,写刘邦与韩信谈话,刘邦问韩信能将兵几何,韩信答:“臣多多益善。”刘邦笑道:“多多益善,又为什么被我所擒?”这段对话,展现出韩信的自负和刘邦的政治家风度;书中还恰当使用典籍中的警句和历史人物的名言,如“帝制的终结”中引用龚自珍诗句:“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象征清朝统治危机的到来。

  用精彩的议论,与叙事相配合,画龙点睛。全书各专题中,都紧扣记叙内容,插入学者或著者本人的精彩议论,以深化叙事的意义,启发读者思考。如“周公摄政”这一专题最后,引用历史学家杨向奎的见解:“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中国的传统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使前面记叙的意义得到升华。

  新的历史知识

  本书大量运用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为读者提供新的历史知识。书中收录了全国各地考古遗址发掘的最新成果,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证明“整个中国大地出现了气势磅礴的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分布格局,这一格局甚至奠定了中国版图最初的基础”。

  仅举二例。2007年12月在广东阳江东平港以南海域整体打捞的古沉船“南海一号”,大船长三十米,宽十多米,高三至四米,发现了以瓷器为主的各类文物四千余件,证明宋代造船业的发达、瓷器生产的兴盛和海上“丝绸之路”交通的繁忙。关于明代的“白银货币化”,著者采用了学术界的新成果,论述白银自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便成为主要货币,“它最初呈现在民间社会,然后影响到国家赋税,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以上各项,都是社科院十几位专家和相关人士八年心力的成果。“史学大众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相信本书的探索,定能为今后更好地撰写雅俗共赏的史书,提供借鉴和滋养。

  《光明日报》( 2016年10月11日 10版)

[责任编辑:李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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