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笔下的伍子胥

2016-12-31 03:00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作者:任刚(西安工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伍子胥是春秋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在《史记》之前,伍子胥的故事经过战国中期诸子和汉初文景时期典籍的演绎,逐渐丰富。另外,出土文献如郭店楚简的《穷达以时》、湖南慈利县石板村36号战国楚简、张家山汉简中《阖庐》的文献、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的文景时睡虎地汉简等,也都有或多或少的记载。从内容上看,这些资料大致分为复仇与忠直两大主题,而以复仇为主。

  伍子胥是“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他的复仇包括遭难、逃亡、伐楚、入郢等,前后历时十六年。较早的记载见于《国语》《左传》以及郭店简的《穷达以时》、慈利战国简《吴语》等,而以《左传》最为全面。司马迁以《左传》记载为线索,参以其他典籍,写成《伍子胥列传》的相关内容。

  关于伍子胥遭难,《左传》的记载周全而细致。费无极(忌)是“楚之谗人”,也是伍子胥遭难的始作俑者。昭公十九年载,费无极因无宠于太子建而生嫉恨,遂唆使楚平王自娶本应嫁给太子的秦女,又设计使太子居城父。昭公二十年,费无极挑唆平王杀伍奢、伍尚、伍子胥、太子建。在生死时刻,伍尚对弟弟伍子胥说:“我能死,尔能报。”父亲伍奢闻伍子胥出逃后说:“楚君、大夫其旰食乎!”为复仇埋下了伏笔。《吕氏春秋·慎行论》载“荆之谗人”费无忌与《左传》类似。汉代相关材料最显著的变化是伍子胥变成主角,并增加了拒捕的情节。睡虎地汉简J136、J137、J138、J135排列,包含了楚平王派使者杀伍子胥、伍尚以及伍子胥出亡的情节,且有“五子胥介胄执弓矢以见使者,曰:‘介胄之士……’”的话。司马迁采用了《左传》等史料,将伍子胥变为主角,并把拒捕写成“贯弓执矢向使者”,简洁有力。

  关于伍子胥逃亡,《左传·昭公二十年》只“员如吴”一句话。《吕氏春秋·异宝》有子胥登太行而望郑、许公指路的情节。睡虎地汉简J100也有“登泰行之山”的情节。出昭关、乞食始见于《战国策·范睢至秦》,《韩非子·说林上》有“边候得之”的渲染。遇江上老人始见于《吕氏春秋·异宝》。睡虎地汉简J101、J102、J103、J104也有一个完整的遇江上老人的故事,与《吕氏春秋·异宝》有所不同。伍子胥至吴,《吕氏春秋·首时》有在人引荐下两见公子光之说。睡虎地汉简J134、J133、J132、J131大致可见子胥至吴后引人注目,而后见公子光的情形。这些材料,司马迁酌而用之。

  伍子胥治吴兴吴,《左传》不载。《吕氏春秋·尊师》载阖庐以子胥为师。睡虎地汉简J106载“……□曰卫士卒诸侯执斧桎以下无敢不听五”,J107载“……□令而治国不出三年尽得吴囯之众吴因兴”。这虽不见于《伍子胥列传》,但是他复仇的必要环节。

  伍子胥伐楚,《左传》多载。昭公三十年载,子胥为阖庐制定了对付楚国的战略,“楚于是乎始病”,自此以后无岁不有吴师。三十一年“始用子胥之谋”,定公二年吴以“多方以误之”的战略败楚。这些是柏举之战、伍子胥入郢的前奏。

  伍子胥入郢兑现了他“我必复楚国”的誓言。关于柏举之战,《国语·楚语下》《左传·定公四年》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但《国语·楚语下》不提伍子胥,《左传·定公四年》仅在追叙中提及。二书似乎更强调郧公辛说服其弟怀不能因楚平王杀了父亲,就乘乱杀楚昭王以报仇。细味文意,都似不以伍子胥复仇为然。之后的典籍出现了鞭坟。《榖梁传·定公四年》:“易无楚者,坏宗庙,徙陈器,挞平王之墓。”《吕氏春秋·首时》载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淮南子·泰族训》《新书·耳庳》等亦有记载。此外,睡虎地汉简又增加了楚昭王向伍子胥求和:J108(……王已死其后子曰昭公昭公将率千人以亡)、J130(……□胥胥勇且智君必纳之昭公乃令人告伍子胥曰昔者吾)、J129(……有智今子率众而报我亦甚矣然而寡)、J128(……丘虚宗庙社稷乎吾请与子中分国矣)、J127(……□贵为名名成则昌必入之矣五子胥报于使者)、J109(……之矣杀其父而臣子非是君之臣也父死焉子食焉非),隐约透出楚昭王逃亡、想以中分楚国为条件召回子胥遭拒等信息。这些在《伍子胥列传》中演化成“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成为全文的高潮。

  伍子胥是历史上公认的忠直之臣。其忠直秉性源于家族,显于对夫差的进谏和含愤自杀。相关事迹以《国语》《左传》的记载为最早、最详尽。慈利竹书《吴语》有零星记载,其他典籍也有补充。司马迁以《国语》《左传》为基本内容,互参诸书,写成《伍子胥列传》的有关内容。

  伍子胥的家族以忠直显。其家世,以《左传》记载较为系统。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伍子胥曾祖伍参力劝楚庄王与晋战,楚得以霸。襄公二十六年载,子胥祖父伍举被逼出逃晋、郑而思楚,有忠诚的品格。昭公元年又载,伍举为楚公子围(后为楚灵王)迎妇于郑,办事果敢。又《国语·楚语上》载,灵王为章华之台,伍举谏曰:“吾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也。”寄忠直于高远见识之中。这样的家世对伍子胥影响深远。这也是《伍子胥列传》开头几句的渊源。

  进谏主要体现在吴越、吴齐问题上。在吴越关系上,《吴语》《越语上》《左传·哀公元年》都详载伍子胥反对夫差答应越国讲和的谏辞。慈利竹书《吴语》有一句伍子胥的谏辞“使淫跞于诸夏之邦”,与《国语·吴语》“使淫乐于诸夏之国”相合。在吴齐关系上,伍子胥指陈利害,劝夫差把力量放在对付心腹之患的越国上,而停止北上伐齐。《国语》与《左传》的记载类似。这些谏辞语气坚定不容置疑,可想见其为人。司马迁概括以上材料,写成有关谏辞。

  含愤以死,《国语》《左传》的记载略有差别。《国语·吴语》载夫差伐齐成功之后,侮辱伍子胥。子胥怒斥吴王所为乃“亡之阶也”“命之短也”,并请先死。“将死,曰:‘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也。’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鴺,而投之于江。”怒斥、预言、先死,体现出其忠烈刚直。《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子胥自齐下战书归来,夫差赐属镂之剑,含愤以死。《国语》的“先死”,变成“赐死”,且增加了“树吾墓槚”,大大突出了悲剧气氛。此外,慈利竹书《吴语》也有“□者鸱夷而投者江吴王”,与上引《吴语》合。《吕氏春秋·知化》补充了有关记载,突出了子胥的烈丈夫性格和死后的悲壮,增加了“抉其目,著之东门”和夫差“乃为幎以冒面死”的情节。在这些记载的基础上,司马迁以《左传》为基本内容,采用了《吴语》“悬目”和“盛以鸱鴺”之言,而改“王愠曰”为“吴王闻之大怒”,写成《伍子胥列传》有关内容。

  伍子胥的复仇和忠直,在战国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迅速发酵,构成伍子胥故事的两大支柱。在汉初“过秦”思潮和注重典籍、著述的背景下,伍子胥故事在已有的框架下进一步发酵,体现为两点:一是资料更全面系统,一是空前突出了复仇。如贾谊《新书·耳痺》以复仇为主调叙述了伍子胥一生。睡虎地汉简,从J94到J134系统地记载了平王将杀伍奢,又听信奸人之言,招伍子胥兄弟二人,伍子胥不从王命,曲折逃入吴国,治吴兴吴,后率吴师入郢,楚昭王令人与伍子胥交涉等。两次发酵成为司马迁集大成的基础。

  综上,伍子胥复仇、忠直都有典型性,在历史上影响大,记载多。司马迁通过梳理选择有关材料,按既定的宗旨与体例,深切著明地把整个过程叙述出来。梳理选择材料的过程是《伍子胥列传》的成书过程,也是一个具体的“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过程。

  《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31日 07版)

[责任编辑: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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