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017-01-09 04:27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本期主持：周桂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作为一项重要文化建设任务，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自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并对传统文化予以系统阐发以来，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了多角度研讨和探索。此方面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需进一步深入推进，以切实解决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期特别刊发的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有关问题，各有特点各有创见，能够促进我们对相关问题深入思考。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并参与研讨，以期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成果。

　　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哲学审思

　　作者：商志晓（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2015YZD17］首席专家）

　　绵延不绝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积淀传承中，发挥了无可替代而又令人惊叹的历史作用。但自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它深厚植根的社会土壤开始发生变化，及至完全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中华传统文化遂进入了一段曲折坎坷、命运多舛的艰难尴尬境地。其间，无论是推崇厚爱、传承努力、转型奋争，还是贬损否定、恨怨斥责、弃如敝履，都已转化为当今我们所取态度的经验借鉴、教训汲取、启示依归。我们要延续中华文化血脉并从历史传统中获取精神养料，唯一的选择也是正确的态度，就是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动因：现实需要与主体使命共同指向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是中华传统文化数千年传承延续内在规律的现代彰显，是它历经抗争磨难之后寻求新的作为的真切呼唤，更是当代中国语境下民族复兴伟业对中华传统文化释放能量、发挥作用的客观要求与现实需要，是承载民族复兴伟业的执政党和人民大众面对历史文化传统必然怀有的主体使命和责任担当。

　　从现实需要看，大到民族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小到和谐人际关系构建和个人健康成长，都有传统的因素参与其中，都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所讲的旧中国的社会体制犹如“木乃伊”一样解体了，但其思想文化却并不随之消散消失。传统与现在、未来一脉相承，历史上已经消亡而未曾流传下来的东西只能进入到历史学家的视野，唯有传承至今并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历史文化才被称为传统而被赋予传统应有的价值。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文化积淀着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当代中国正满怀信心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其中既包括文化小康、文化现代化的内容，更需要强大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的力量支撑和精神保障。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又恰是完成古老中国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完成近代以来民族独立、国家强盛的孜孜追求。这就把我们当前的事业与作为源流的历史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把现实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服务于现实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说到现实文化建设及其任务要求，我们必须看到，一方面，现实文化建设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持参与，需要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成分、积极因素吸纳其中，使之转化提升为适应新要求新任务的新内容与新形式；另一方面，我们重视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却又不能将其奉为圭臬，更不能唯此至大至上至尊。比较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灵魂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建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在现实文化建设中呈现为“源”与“脉”，却并非“主导”或“主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

　　从主体使命看，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率领广大人民群众，主动扛起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大旗，这是合乎历史必然性的正确选择。中国历朝历代都面对一个如何对待已有文化存在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态度问题，遂有“独尊儒术”之举和儒释道并容之胸襟。近代以来虽有“打倒孔家店”、铲除一切封建糟粕（凡封建社会产生和流传下来的）的偏颇过激行为，但那是在社会变革和体制过渡时期，由客观因素加上认识偏向导致。只有在进入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传统文化才在社会稳定发展环境下愈加呈现其意义，我们党的传统文化观才稳定回归、日臻完善完备起来。而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以经济建设为关注重点之后，我们也才更有基础、更有条件、更加从容自信地去思考谋划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问题，进而提出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目标任务。

　　当代中国需要中华传统文化，世界文明同样需要中华传统文化。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全球文化与世界文明是多样性的统一。以这样更为宽阔的视野来看，我们力求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就不只是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不只是现实需要与主体使命的共同指向，还有着更加深厚的基础和更加宏阔的动因，其必要性与必然性愈加清晰显现。

　　要义：实质内涵与原则遵循亟待厘清

　　指明目标方向固然重要，而厘清实质内涵与原则遵循同样不可或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言，什么是创造性转化，什么是创新性发展，二者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我们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才能达到目标？这些基本要义需要搞清楚。只有搞清楚了，我们才能够真正破题、切题、入题。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一个整体，却又各有侧重、各有所指。所谓创造性转化，是指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包括在理念上、内容上、表达上、形式上等各层面。其内涵要求主要有：一是以“现实”为尺度，按照当今时代要求、现实社会标准、当代中国人思维进行转化；二是以服务于现实为旨归，力求与现代社会接轨、与民众需求吻合，达到为今天所用、为现实所用；三是以创造性为特征，即不是简单搬运移植过来，而必须具有新生新造之韵，体现为新蕴含新样式。所谓创新性发展，是指中华传统文化的提升超越，重在阐发立足现实并解决当今时代问题的创新内容。其内涵要求主要有：一是从传统文化思想基地出发，充分尊重而不是背离传统文化思维主线和思维特征；二是以回答解决现实问题为旨归，紧扣时代需求与民众意愿去创新发展；三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养料，在现实条件下致力于文化提升和思想超越。如此来看，创造性转化主要是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本身而作出的努力，本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目标是“转化”，要求是“创造性”，旨归是“服务”；而创新性发展则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依托进行的创新努力，“中华传统文化”是底色，“发展”是追求，根本特征是“创新”，旨归不只是“服务”，重在提炼出融入现代社会形态的新内容，这些新内容一头联结着传统文化，一头则进入到了新文化体系之中。

　　实际上，我们说“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多是在一般意义上的一种笼统表达，未曾仔细区分所包含的不同层面和不同阶段。细细考究一下，其间至少可分为保存保真、整理挖掘、传承弘扬、转化再造、创新发展等几个由基础到高端、依次递进的段落。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大体上应分别对应最后两个阶段。这同时也表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一种由此及彼、相互衔接的承接关系，是前后相继、互为支撑的两个层次或两个阶段，各有意义、各有作为而又密切相关、不可割裂。如“忠”“孝”等传统文化范畴和行为方式，其基本精神在今天虽然仍有价值，但在表达方式、表现形式、践行要求、评判标准等方面，都需要结合现实情况进行必要的改造转化，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发展。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遵循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从多角度予以阐述，指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以此为指导，我们应注意把握这样几点。一是充分尊重传统文化，自觉礼敬民族历史，实事求是地整理挖掘，“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二是科学辨析精华糟粕，区别优劣得失，既要看历史作用又要从当下需要分析，以确认哪些应当保留传承，哪些必须改造调整甚至抛弃。三是立足现实发挥作用，服务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建设，运用传统不能食古不化，更不能作茧自缚。四是转化再造丰富发展，把承继精神与改造形式有机结合，借鉴吸收有益文化成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五是坚决抵制极端思潮，特别是无视历史文化传统的虚无主义和唯传统至尊的复古主义，还要注意克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利主义倾向，防止转化创新过程中的形式主义等。

　　关键：付诸行动与实践探索最为根本

　　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涉及为什么、怎么看，更关乎干什么、怎么做。与认识层面的理解与把握相比较，付诸行动与实践探索更为关键。马克思讲过：“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实践高于理论，根源于它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无论是创造性转化还是创新性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实践要求和实践行为，需要我们积极进行探索。唯有在付诸行动与实践探索中，我们才能够让传统文化中的丰富政治智慧，服务于执政党治国理政实践；让传统文化中的充沛价值理念，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让传统文化中的正心修身教益，作用于社会主义新人塑造；让传统文化中的完备人际规范，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让传统文化中的厚重文化资源，支撑现代化各项事业发展；让传统文化中的深厚民族精神，凝聚中华儿女共襄复兴伟业；让传统文化中的包容和谐思维，推动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在付诸行动与实践探索过程中，我们要融会贯通，综合创新，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比如，要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实质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关系、历史作用与现实价值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等。我们还要采取切实可行措施，积极为转化创新夯实基础、创造条件。一要提高阐释研究水平，增进科学认知，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既要知其何为又要知其如何为；二要加强遗产保护运用，延续血脉风骨，使其既有形又有神、形神兼具完整统一；三要强化宣传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养，让人人都充分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清楚自己从何而来、身在何处；四要加大实践养成力度，打造体验平台，推行经典阅读、礼仪普及、大众讲座等，做到内容鲜活、形式活泼；五要完善弘扬体制机制，夯实保障条件，把软保护和硬约束结合起来，使自觉遵守与立法规定相得益彰；六要优化传承创新环境，营造发展氛围，多管齐下合力共为，为之注入新动力、展现新景象。立足于此，只要我们加大实践行动力度，不断拓宽转化创新路径，积极探索转化创新方式，就一定能迈出新步伐，跃上新台阶，取得新成就。

　　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辩证统一

　　作者：邹广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置身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文化问题一直萦绕于国人的心头。这根源于在经济全球化这个舞台，随着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文化日益成为民族走向世界的突出标志。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一个民族如何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展示给世界？又如何以海纳百川的心胸接受他者文化？如何在文化的交互激荡中既守护住自己的传统又拥有创造的活力？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是如何处理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

　　文化传承的意义实际上在于对“传统”的认同。人作为一种目的性存在，正是通过文化划定了人性的圆周，因此文化就是人实现自己目的的具体展开方式。不同族群的“文化展开方式”就构成了“传统”。文化传承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只有在传承中，文化成果才能积累，后人才能在前人文化实践的结果上开始新的征程。文化传承，态度尤为重要，这首先需要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心存敬畏，有发自内心的真诚，而不是以急功近利的心态去对待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改革开放近40年来，国人感叹我们的文化被经济绑架了，文化被推向市场进行了过度的开发。今天，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我们需要克服对传统文化的浮躁功利心态，以对民族历史与未来负责的态度去继承文化传统，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开显出所蕴藏的解决当代人类难题的重要启示。

　　文化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实践的内在要求，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实质。唯有文化的不断创新，才会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注入源头活水，民族的传统文化才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文化创新是一个民族永葆生命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基础，是各类创新不竭的精神动力。”文化创新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因为人是文化创新的主体。守住圆满的结局只能意味着生命的停滞，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创新、不断超越。人人崇尚创新，国家才有光明前景，社会才会充满活力。面向未来，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自觉反思：中华文明对于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可能贡献是什么？中国可以向世界输出的主流价值观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有效回答，唯有在文化创新中才能找到确切的答案。基于文化创新的使命感，我们既需要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给予关注，又需要对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积极探索。文化创新成为民族文化生命力和凝聚力得以延续并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

　　传承与创新是文化前行的两个轮子，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其前行中都有“显性”和“隐性”两个标识性的文化维度：显性的文化维度是“创新”，而隐性的文化维度则是“传统”。“创新”为文化成长注入了不竭的动力，并表征着文化主体的存在价值，印证着主体的生命与自由。“传统”则匡正着我们前行的脚步，让我们对于“为什么上路”有一种自觉意识，不至于“离经叛道”。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建构人的文化世界需要“瞻前顾后”：“顾后”为的是守住“初心”，心系人的精神家园；“瞻前”为的是拓展人类文化“新世界”，增宏生活的意义。因此，置身于当代生活的每个人，面对已有的文化都是“一身兼二任”——既要“承传”又需“创新”。如果说“承传”是一种历史责任的话，那么“创新”更是一种时代责任。唯有不断创新前行，方不辜负先辈的重托，让民族的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传承文化传统的过程也是为文化创新确定方向与目标的过程。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人是一种目的性存在，而人的文化传承一定要以文化创新为目的，因为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够“传”，就在于它具有向未来成长的潜力或“可能性”。真正的传统一定是活的，是对人们的当下生活具有影响性的。记忆是传承文化传统的重要形式，按照当代德国文化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理解，“我们常常忘记，遗忘才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形式，而回忆是对抗这种自然规律和时间的努力，是少之又少的特例。两者都是对过去的构建和拆解，都帮助人们继续生活下去。”生活的节奏变化越快，我们越需要反思生活，而反思生活的价值标准又常常需要从我们的文化记忆（传统）中去找寻。只有坚守住我们“应该坚守”的，则我们走向未来的理由就愈加充分，步伐也就更加稳健。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文化是一条流动的河，从“过去”经“现在”流向“未来”，所以文化在其现实性上是传统与当代的有机整体。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是每个中国人的历史责任。从这一文化建设的使命要求来看，同样需要坚持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统一，需要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之间达成一种“必要的张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坚持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统一，也是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无论是文化传承还是文化创新，都是文化主体主动选择的结果，是全体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担当。而文化创新的基本途径，首先就需要继承传统、推陈出新。要自觉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植根的文化沃土，我们需要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培育民族新文化，以展示时代风貌；其次需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在不同文化的交流激荡中，致力于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和谐共生，努力开创未来世界文化的新境界。

　　在创造创新中彰显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作者：何中华（作者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中国传统文化只有通过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适应并体现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诉求，从而显示出它的当代价值。毛泽东同志当年为我们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确立了“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的恰当态度。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弘扬和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要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态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主张的辩证地扬弃。

　　文化的价值之大小，归根到底取决于它能够满足时代需要的程度。马克思说得好：“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是这样，文化也是这样。在今天，我们只能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此在”性，去甄别并择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摒弃那些不能与时俱进的消极成分，从而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这应该成为衡量一切文化遗产和资源的基本坐标。偏离了它，我们就不能找到恰当的标准，从而有可能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要么“食古不化”，要么“喝祖骂宗”。对传统文化采取原教旨主义态度，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复古读经的主张，抹杀了当代人类生存方式的新质特点，难以适应新的文化需要。

　　今天的中国无疑是历史的中国发展的结果。对于历史上的中国，我们不能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但也应看到，今天的中国毕竟是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经历了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重构，经历了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激荡，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在本来意义上被复制和再现，而是要在更高的历史基点上弘扬其优秀成分和正能量。这一使命，只有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完成。反过来说，也只有经过这种创造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才能在当今时代真正地彰显出来。

　　传统文化如何才能“活”起来，活在当代人的观念中，活在当代人的生活实践中，而不是仅仅存在于典籍中，存在于文物古董中，存在于博物馆中？传统文化只能在发展中“是其所是”，只有在不断回应时代的挑战、质询和诉求中才能彰显其潜在的可能性，才能真正得以弘扬光大。所以，它只能“活”在不断的损益中，这恰恰是一种文化的常态。不然的话，传统文化就有可能沦为现代新儒家所焦虑的“木乃伊”或死古董。传统文化只有通过创造和创新，才能实现有活力的传承。正因此，它才是“活”的，才能成为中国人行为方式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活性因子。中国人的文化血脉，恰恰是在传统文化的这种扬弃和损益中得以延续并光大的。

　　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我们应该采取“神似”而非“形似”的态度。譬如中国传统社会提倡的“二十四孝”，今天的人们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拘泥于模仿它所描述的具体情形去那样做，但是这“二十四孝”所体现出来的孝道精神，却是值得当代人借鉴和继承的。不然的话，完全拘泥于具体形式上的模仿，就难免走向“愚忠愚孝”之类的愚昧。冯友兰先生当年所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包含着这层用心的。宋儒所谓的“月映万川”和“理一分殊”，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道德规范的具体表征，当然会随着不同民族、不同时代而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具体形态来；但道德之为道德的那个“理”，却是具有纵贯古今中外、超越时空限囿的穿透力的。

　　按照这个原则或方法，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将显示出怎样的当代价值呢？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其当代价值主要表现在人的自我建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不同维度之中。具体地说，就在于：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当代中国人重新发现文化上的自我提供内在依据。在现代化的狂飙突进中，我们很容易在文化上陷入自我迷失，从而找不到“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又到何处去”的答案。不先行地解决这个前提性问题，就无法真正回应“谁的现代化”、又是“为谁的现代化”之类的根本性问题。重新找回现代人的自己，重建现代人的自我，就不能不进行一番文化上的“寻根”，重新接续我们同传统文化之间脐带般的关系。民族首先是一个文化学概念。民族自我归根到底是由文化塑造和建构起来的，这也正是文化自信之所以构成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前提之原因所在。而只有揭橥出为我们中华民族所分享的文化传统，才能够为文化上的自我发现提供必要的前提。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能够提供深刻的启迪。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正面临着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历史性转变，这意味着人类必须调整自身同自然界的关系。在工业文明模式中，人类对自然的占有，乃是引发生态失衡和环境危机、导致发展不可持续性、使人类生存陷入困境的深刻文化原因。它所孕育的现代技术取代了古典技术。古典技术所体现的基本理念是“天人合一”，而现代技术所体现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克天”，即逆天道而行。正是现代技术的这种戡天役物的取向，恶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了二者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以致陷入敌对性的矛盾之中。摆脱现代技术带来的危机，唯一可能的出路，从文化上说，乃在于恢复技术的古典品格，即“天人合一”的智慧。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显示出它的积极意义。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改善人与人的关系、优化人际交往、重建社会信任体系方面，能够提供重要资源。在商业社会，人们往往被逐利动机所宰制，功利关系成为人际交往中的主导关系。它对道德的排斥，带来了道德的弱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社会信任构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前提，而道德则是支撑社会信任体系的重要基础。道德大厦的确立，又取决于信仰这一基石。要重建社会信任体系，就不能不为孕育虔诚的信仰营造一种适宜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恰恰能够为此提供得天独厚的资源。同时，传统文化所固有的德性优先取向和以义制利规范，也为道德状况的改善提供了文化保障。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0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