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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前沿问题研究

2017-01-09 04:27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本期主持:梅雪芹(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环境史作为史学新领域,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环境史到底为学界和社会作出了怎样的贡献?这是国际学术界同仁正着力探讨的一个问题。本期策划的介绍国外环境史研究的三篇稿件亦是思考和探讨这一问题的尝试。第一篇从大处着眼,明确指出,环境史学者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生态学的分析方法,重塑了历史学的世界并树立了“生态世界观”。第二篇则基于对大洋洲环境史研究成果的解读,总结了这一区域研究的创新意义,指出从人与环境历史关系的角度考察,大洋洲或许远比它在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中的地位更重要。第三篇着眼于军事环境史的视野,从更广阔的空间、更多元的要素和更复杂的联系中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性”,体现了历史学者从生态世界观出发理解日趋复杂的军事活动的努力。

  “一沙一世界”——环境史与生态世界观刍议

  作者:梅雪芹(清华大学历史系)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无限掌中置,刹那成永恒。”这四句诗词,出自英国诗人、画家威廉·布莱克(1757—1827)的长诗《天真预言》。该诗脍炙人口,每一句都意味深长、耐人寻味。不仅如此,这首132行长诗里的其他诗句同样值得品味。细数起来不禁发现,布莱克在这里提及人类之外的29种动物,包括知更鸟、斑鸠、鸽子、云雀、鹪鹩、猫头鹰、老鹰、蝙蝠等飞鸟,野兔、野鹿、豺狼、狮子等野兽,苍蝇、蜘蛛、金龟子、毛虫、飞蛾、蝴蝶、蚊子、蜜蜂、蚂蚁等昆虫,蛇虺、水螈等爬行动物,以及鸡马牛羊猫狗等家禽家畜。诗人欲借这些动物的自然习性来讽喻人类的种种劣迹,特别是彼时英国社会所存在的政治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表达了对被驱作战的士兵的叹息以及对贩卖女子为娼者的诅咒。 

  在布莱克生活的时代,英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不只是政治和社会的不平等,那些物种本身乃至自然世界,在工业化浪潮的波及下也出现了命运的转折。随着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在世界范围的推进,与之相关的自然变迁及其命运问题从一国和局部性的地方问题,发展为多国和全局性的世界问题,并呈现出日益加剧和严峻的态势。对于这一问题的性质,美国中世纪史和科技史专家小林恩·怀特(1907—1987)在20世纪60年代将其概括为“人类对自然的恶行及由此带来的悲惨结局”。怀特还凝练出“我们的生态危机”或“生态反弹”等短语,对之作了足以振聋发聩的表达。

环境史前沿问题研究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封面。

  由于“生态反弹”的驱使,以地球日运动的发生(1970年)和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1972年)为标志,美国和国际社会进入“环保关头”(The Environmental Moment)。那时候,作为环保先驱的许多科学家的生态思想成为世人谈论和应对这一问题的法宝。其中,美国生物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1948)提出的“土地伦理”主张和“历史的生态学解释”方法得到了很多历史学者的认同。他们当中不仅有人专门论述和研究利奥波德的思想内涵及其价值,而且有人在探讨其他的历史论题时自觉地贯彻和运用利奥波德的思想与方法,甚至仿照利奥波德的“像山那样思考”的表述,提出“像河那样思考”的主张和“水伦理”观念。其根本宗旨在于,认识自然在人类历史和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非人类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和影响,借此反思和检讨人类文化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文化的利弊得失,重新解释“人类事务”,从而使得对历史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探索在历史学领域日益自觉起来,并成为一项前沿的学术活动。

  众所周知,这项学术活动被称为环境史研究。它不仅在美国史学界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而且在世界各地的学术研究中呈现出兴盛的局面,以至在国际学术界,以环境史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遍地开花,以环境史为名称的学术组织层出不穷,可以说环境史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环境史研究的专门人才也在茁壮成长。而随着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这一历史学新领域到底为学界和社会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也成为国际学术界着力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休斯在《什么是环境史》中说过,“环境史的一个有价值的贡献是,它使史学家的注意力转移到时下关注的引起全球变化的环境问题上来”,这一点可能是较为普遍的认识。如果更进一步思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环境史研究带来了深层次的思想观念的变革。这突出地表现在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自觉地运用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引进生态系统理念和范畴,将全球、区域、国家、城市、村庄等历史研究单位视为类型不同、规模不等的人类生态系统,即社会—经济—自然同构的复合生态系统,将人类历史视为这一复合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过程,从而突破了历史学的固有领域,使历史思维空间大大开阔,同时重塑了历史学的世界并树立了“生态世界观”。

  有学者认为,“生态世界观”是美国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最早在《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一书中,对西方思想的最新成果所揭示的整体世界观的概括。的确,卡普拉的这一著作及其思想对于理解“生态世界观”的内涵和特点颇有启发。不过,卡普拉本人用于概括整体世界观的术语是“新实在观”,它包括“系统生态观”等。而这里所谓的“生态世界观”,指的是环境史学者在从事历史研究时,以生态学的方法观察和分析整个世界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总的看法和观点,它是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主张和生态意识在历史研究领域的运用,其特征表现为整体性、多样性和有机联系性。在这种“生态世界观”的视域下,“世界”不只是一个地理空间,还是一个土地共同体或生态共同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的,不仅有人类,而且有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即丰富多样的生物群落。进而言之,这个“世界”不只是“我们的”和“你们的”,也是“它们的”;没有“我们”和“你们”,它们照样生息繁衍;而没有了它们,“我们”和“你们”只能坐以待毙。这不是抽象的道理,而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这种事实已经为许多的环境史研究成果所揭示。从这一史实中,可以深刻地体悟自然的巨大力量以及人类和自然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

  不仅如此,环境史研究还严正地揭示,怀特所说的“生态反弹”其实包括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系统性问题,譬如森林滥伐、土壤侵蚀、荒漠化、盐碱化、物种灭绝、环境污染等,它们可能无法预见抑或始料未及,但无论如何,其影响巨大并贯穿人类历史,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更加严峻。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机械的世界观来认识和应对,人类文明将走入危险的绝境。对此,美国生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环境史著作《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做了较为清晰的对比和解答。他指出,过去有些社会因为环境问题消亡了,有些却没有。于是,他通过分析历史上一些社会崩溃的事例,得出了左右社会崩溃的五个因素: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友邦失势以及社会如何回应生态环境问题,认为其中第五点最为关键。而一个社会的应对之道,则如戴蒙德所总结的,取决于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那些成功避免了崩溃的社会,更懂得环境资源的有限性,也学会了更好地与自然相处之道。

  因此,环境史研究中以“生态世界观”所重塑和呈现的“历史世界”,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有机联系并协同进化的世界,是一个复杂、多元和混合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历史运动,是因应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复杂变化而出现的多向度的、复杂的曲折运动。这就迫使人们必须积极地探索历史世界的多元维度和世界历史的丰富内涵,充分考虑人类史之外存在于自然史之中的种种时间和空间,并在新的时空维度下将它们有机地勾连起来,以把握更复杂、更多样化的历史联系。只有抛弃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论,将世界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认识和探讨,人们才能够真正懂得世界在如何运行,人类如何与之适应,它的最根本的价值是什么,人类为什么要敬畏和亲近自然,从而在小生境中把握大世界的运行,并理解“无限”和“永恒”的真谛。

  大洋洲环境史研究的三重意义

  作者:费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地理意义上的大洋洲究竟有多大?不同视角下的答案可能有天壤之差。仅就陆地面积来说,它是各大洲中最小的一个:澳大利亚、新西兰连带附近星罗棋布的群岛仅占地球陆地面积的6%,供养的人口则只占人类总数的0.4%。然而如果算上承载着这些陆地的海洋,尤其是群岛间的海域,大洋洲显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洲。汪洋相隔使得大洋洲文明一度成为最孤立的人类文明,也是迄今为止学界了解最少的人类文明。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曾用“距离的暴虐”来形容英国管理大洋洲殖民地的困难以及移民创建新社会的机遇。他认为地理距离本身就会改变人类的主观能动。尽管大洋洲在传统的世界历史叙事中缺乏彰显度,但最近20年却成为滋养世界环境史研究的沃土。比如学界新近最重大的一个认识就是南太平洋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对全球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人与环境历史关系的角度考察,大洋洲或许远比它在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中的地位更重要。

环境史前沿问题研究 

1873年澳大利亚荒原中密集探矿打井的活动一方面造成了土壤的大面积破坏,另一方面也促成了新兴工业城镇的崛起。

  之所以重视大洋洲环境史,首先是因为大洋洲的自然条件最独特,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也最深刻。这里主导性的要素不在陆地,而在于广袤深邃的海洋。加拿大学者唐纳德·弗里曼在《太平洋史》中指出,除了因太平洋本身造成的浩瀚、遥远与陌生感,大洋洲受到气候—海洋联动变化的塑造也异常明显,厄尔尼诺—南方涛动本身是气候变化的重要成分,又会对洋流和大气环流造成进一步干扰,其破坏性影响至少包括海啸、热带风暴、洪涝交替、海水温度波动导致鱼群枯荣等,这些挑战在大多数时候都让习惯于陆地环境的人类望洋兴叹。大洋洲也有陆地,但它四分五裂且性状不均。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太平洋岛屿环境史》的作者唐·加登看来,大洋洲的陆地环境与其地质特性紧密相关。其中,澳大利亚大陆是地球上最古老且地质活动最惰怠的大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新西兰在内的许多大洋洲岛屿又坐落在所谓的太平洋“火之环”上,这是一条环太平洋分布的地球上最庞大且活跃的火山地震带。可以想象,在惊涛骇浪中九死一生的古人尝试在这些岛屿定居时又会遭受何等考验。

  地理的隔绝、海洋的叵测、气候的变化以及地质的分化最终造成了大洋洲生态圈的极端性。一方面,大洋洲拥有全世界最丰富多样的海洋生态体系特别是鱼类物种,从大堡礁到塔希提都分布着绝佳的渔场与海鸟栖息地;另一方面,陆地生态体系又以无与伦比的单调和脆弱闻名。澳大利亚大陆缺乏季风带来的规律降水,70%以上的地表成为干燥的荒漠,而且由于风蚀作用远强于造山运动,大陆的土壤营养贫瘠,无力涵养起肥美多汁的植物群落,这里的高大乔木仅存桉树。澳大利亚的原生动物群落也因此简单而低级,比如在其余地方早已灭绝的有袋类动物在此却欣欣向荣。在人类主动进入大洋洲之前,欧亚大陆与大洋洲的鸟兽在自然状态下迁徙通常不超越爪哇岛以东的华莱士线。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仍存争议,但这无疑加剧了大洋洲生态体系的孤绝。

  在这样极端的条件下,大洋洲土著们依然打造出能确保自己生生不息的有机生态体。大洋洲环境史的第二重意义就在于从土著历史中探寻人类适应并改造环境、实现多样化动态平衡的机制。何芳川在《崛起的太平洋》中敏锐地指出太平洋地区人类文明的扩散是一个漫长的、多向度的且反复的过程。具体到大洋洲,人类最晚从5.5万年前就开始从欧亚大陆东南部岛屿出发穿越大陆桥与浅滩抵达澳大利亚与附近群岛,至1500年前大致形成了澳大利亚大陆土著文明以及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与波利尼西亚三大群岛文化圈。不同时期抵达的土著从来不是被动地嵌入环境,而是通过积累经验利用自然规律维持生计。英裔澳大利亚考古学家赖斯·琼斯发现千百年来澳大利亚土著一直进行着所谓的“烧荒农作”,由此驯化了这片古老的大陆。“烧荒农作”是一种规律性的烧荒活动,土著通过焚毁枯草与朽木促进新植被的生长,吸引小动物来觅食,再进行捕猎。《火之简史》的作者斯蒂芬·派因指出,“烧荒农作”大大促成了澳大利亚辽阔的稀树草原景观,而对枯萎植被的定期焚烧预防了旱季发生更大范围的山林火灾。所谓现代化的欧洲移民将土著烧荒判定为野蛮的环境破坏行为而加以禁止,反而一再导致了严重的火患。

  对于群岛上的土著而言,与大部分现代人的想象不同,海洋并不总是天堑而常常是通途。三大群岛文明都形成了伟大的航海传统,在自由航行中,群岛文明的生态、经济与文化是交流聚合而非孤立分化的,比如斐济、萨摩亚、汤加地理上相隔数千公里,但物资交换顺畅,首领之间至今保持着姻亲关系。尽管大洋洲文明看似分散孱弱,但土著的活动其实编织起一个庞大的生态共同体。

  大洋洲环境史研究的第三重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借此探讨“人类世”时代人与环境的关系发生的复杂嬗变。这个由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提出的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环境史家的赞同。工业革命以降, 大洋洲遭遇西方殖民,殖民者打破了大洋洲的生态孤立,在短短200年里就全面确立起资本主义生态体系,其影响远非“进步”或“破坏”可简单概括。《生态扩张主义》的作者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发现,欧洲移民更容易在温带殖民地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复制出欧洲的生态体系,这极大地强化了其器物上的既有优势。美国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等将欧洲与大洋洲生态体系的交流称之为“库克大交换”。库克大交换的最终结果在于,无论是欧洲裔人口主导的新移民社会,还是顽强存续的土著社会,都开始根据世界市场的需要将这里改造为各种资源边疆。劳务输出、商业捕捞、伐木、畜牧、采矿以及种植园经济使得大洋洲地区更紧密地融入世界,人们的物质生活与医疗水平大大提升,但海陆生态多样性也大幅减少。更重要的是,为支撑这些产业而引进的劳工移民及其带来的本土物种,又让大洋洲社会与环境都呈现出更多层次的内在冲突或整合。令人遗憾的是,诞生于帝国主义遗产上的大洋洲岛国几乎失去了曾经的有机联系。根据民族国家的标准,它们是被轻视的“微型国家”,缺乏政治话语权和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物质与制度资源,很大程度上仰人鼻息。它们既无力摆脱沦为核试验场或核废料填埋场的命运,也无法阻止发达经济体在这里持续进行的资源滥采。对日趋明显的气候变化,岛国几乎不用承担责任,但偏偏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这里的灾难最终可能威胁到全人类。

  毫无疑问,大洋洲环境史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始终是在它与所处生态体系的互动中演进,哪怕是最孤绝的生态圈也日益从属于一个具有全球性联系的生态共同体中。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数百年来竞逐富强之后,人类社会需要有一种更审慎也更贯通的态度去正视哪怕尚未直接逼近的环境问题。

  军事环境史视野下的“世界”与“战争”: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

  作者:贾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1887年,德国民主派政论家波克罕所著的《纪念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即将出版,恩格斯为这本书撰写引言并富有预见性地提出,普鲁士在普法战争后参加的欧洲战争必将是一场世界战争:“八百万到一千万士兵彼此残杀”“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普遍的破产”“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为一战)的规模大大超出了恩格斯的预期——卷入战争的共有来自五大洲的33个国家、超过15亿人口,各方动员军队7000余万,伤亡3000余万。

环境史前沿问题研究 

一战时期通过掘地、伐木修建的远程火炮阵地。

  一战之后,军政精英纷纷著书立说。曾任英国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的丘吉尔写下《世界危机》,德军军需总监鲁登道夫写下《我对1914—1918年战争的回忆》和《总体战》,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写下《我在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他们关注帝王将相如何运筹帷幄,遵循数千年来形成的军事史书写传统,其笔下的“世界”是政区意义上的世界,“战争”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

  在新史学的大潮中,帝王将相之外普通人的历史及其历史记忆受到关注。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军事史,发现了更多的新史料,思考了更多的新问题,推动了军事史研究的发展,丰富了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譬如法国年鉴学派奠基人之一马克·布洛赫将其在西线战场的经历写成《战争记忆》,德国士兵雷马克以参战经历写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则被誉为“‘无名士兵’第一座真实的纪念碑”。

  这些文字尽管并非政府档案,但史料价值并不因其出身“卑微”而有所减损,因为它们可以使军事史书写更加鲜活,使民众的战争记忆更加全面。这里的“世界”不再是作战室中抽象的地图和沙盘,而是政区意义以及地理意义上的世界;这里的“战争”仍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但关注的是中下层官兵与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境遇。  

  尽管新军事史的视野已从帝王将相转向普通军民,但在面对大战中多元化的战争要素时仍显狭隘,未能考虑和探究更多方面的更为繁复的历史联系。近年来,军事环境史成为环境史大树的一枝新芽,其早期研究集中探讨了美国内战、一战和越南战争,对古代战争、二战和冷战等也略有涉及。环境史并非自然史,亦非污染史或环保史,而是要探讨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审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共同演进的结果和影响。因此,作为环境史的一部分,军事环境史的研究主题大体可归为两类:一是自然因素与人类军事活动间的相互影响,二是这种相互影响体现出的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自然观变化。

  军事环境史是对以往军事史研究的继承与发展。德国环境史家多萝西·布兰茨在《死亡的环境》一文中指出,“士兵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总是谈到他们所处的环境,但几乎所有关于一战的研究都未考虑环境在堑壕战中的作用……军事史学者,特别是新军事史学者虽然从战略、经济、技术、文化、社会和性别等维度剖析了一系列与战争相关的话题,但却极少从环境方面研究战争。”

  在军事环境史的视野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这里的“世界”是超越了以往政区和地理概念的具有生态意义的“世界”,其涵盖的不仅有人,而且有物,这个“世界”中不仅有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搏杀,也有人与物之间的联系和冲突。由此观之,一战的世界性不仅体现为空间的广阔性,还体现为要素的多元性和联系的复杂性。后两个特点使“战争和战场”不再仅仅是人类社会内部纠葛纷争的舞台,也成了人类社会与外部自然之间激烈互动的场所。

  要素的多元性,体现在战争不再只被视作“人类事务”,自然环境作为人类战争依托和破坏的对象,成为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在战争中,自然并不是完全被动和沉默的受害者,而是扮演着具有能动性的角色:有时它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对双方造成障碍),有时又是共同的盟友(为双方提供资源),有时又是一方之敌、一方之友(既取决于自然自身的特征,也取决于各方军队所处的位置、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能力),而这种敌友角色往往会瞬间转换。

  我们看到,自然环境在战争中既制约着人们的兵力部署和部队行进路线,也受到人们的主观利用、改造和破坏,还承受着人们作战行动的客观结果。例如,比利时的森林在一战中遭到大量砍伐,相当一部分被用于修建长达数百公里的堑壕体系。而堑壕体系在被掩埋数十年后,人们若从天空俯瞰,仍能依据土壤的不同颜色辨别出当初的脉络与走向。

  联系的复杂性,既包括空间的联系,也包括要素的联系。从空间上看,战场与后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后方提供的弹药改变着战场的景观,机枪和火炮的巨大威力促使堑壕体系日臻完善,战争在爆发后不久就进入了胶着状态,遍布弹坑的无人地带两侧,是驻守在各自堑壕中的官兵,他们掘地、伐木、生活和战斗,改造了周边景观;战场态势同样塑造着后方的景观,甚至超越了国界——以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为例,一战期间不少美国家庭将花圃改成了菜地,应对蔬菜出口欧洲之后的短缺;影响更大且更深远的变化则发生在农业领域。正如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在《尘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中揭示的,在一战期间,为响应政府“种更多的小麦!小麦会赢得战争!”的呼吁,美南部大平原小麦种植面积大幅增加,一方面向欧洲出口大量粮食,另一方面也因摧毁大量草地及原生植被,使南部大平原在30年代经历了恐怖的尘暴。

  从要素上看,与军人如影随形、互动更为频繁的动物是不应忽视的,比如猫儿鸟儿一类的宠物,老鼠跳蚤一类的害虫,骡子马匹一类的劳力和军犬信鸽一类的“战士”。它们自身的命运因人类的战争而改变,同时也施加着自己的影响——军营里和军舰上共有50多万只猫被用来捕捉老鼠,跳蚤传播的疾病威胁着前线士兵的生命,500万头骡马所需的草料是各方必须解决的后勤难题,各国信鸽在硝烟弥漫的天空传递重要的情报。

  前线官兵不仅暴露在敌军眼前,也暴露在自然环境中,其与自然环境的复杂联系也产生了复杂的情感。这些情感来自官兵的亲身经历,塑造了他们的战争记忆和战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有士兵还在堑壕期刊上发表诗歌,以表达自己对森林的感激和依赖之情。

  综上所述,从军事环境史的视野审视“世界”与“战争”,是从更广阔的空间、更多元的要素和更复杂的联系研究战争的尝试。这种尝试,力求更为全面和深刻地理解日趋复杂的军事活动,不仅契合战争形态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也是历史学者立足史学进行跨学科研究做出的回应。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09日 14版)

[责任编辑:白丽克孜·帕哈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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