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如:党史研究的辛勤耕耘者

2017-01-11 03:57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学人追忆】   

  作者:王峰 周良书(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的殷切希望,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当履行的政治责任。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教科书”需要他们来编写,“必修课”也需要他们来宣讲。

张静如:党史研究的辛勤耕耘者

张静如先生在李大钊故居给博士生和硕士生上课

  在党史研究与宣传的队伍中,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先生是一位杰出代表。他以李大钊研究“第一人”和努力探索建构党史学科体系享誉学界。先生把人生学术、教书育人融为一体,亲身践行北师大“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悉心培养和无私奖掖后学,为新时期中共党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开创和组织李大钊研究

  张静如先生是李大钊研究的开创者和组织者,被学界称为李大钊研究“第一人”。先生能够开启李大钊研究之先河,不是偶然的。1953年,他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中国革命史资料室资料员,其间通读了《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大量五四时期的报刊。1954年,先生又被派往北京大学学习哲学。史学训练和资料员的经历奠定了史料的基础,北大哲学系的进修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为先生开展李大钊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57年,张静如先生出版了《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这是国内第一本研究李大钊的学术著作。该书在当时总结宣传了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也为后来学者研究李大钊起到了奠基和推动作用。苏联的加鲁尚茨、美国的迈斯纳、日本的斋藤道彦和后藤延子写相关文章、专著时,都参考了这本书。

  197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先生也迎来了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他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强烈的使命感投入到李大钊的研究之中。先生围绕李大钊研究先后发表了《建国以来李大钊研究综述》《再促李大钊研究工作的发展》等40多篇文章,出版了《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等研究专著,在李大钊文献的搜集和研究、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关系研究、李大钊与社会主义道路研究、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李大钊专题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探索。

  张静如先生还是李大钊研究活动的主要发起人和积极组织者,为推动成立北京李大钊研究会、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付出了巨大心血,为推动李大钊研究深入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指导工作。例如,先生曾连续参与组织李大钊诞辰95、100、105、110、120周年纪念学术会议。张静如先生被称为李大钊研究“第一人”,不仅是因为他开创了李大钊研究这个领域,更是为褒扬他为推动李大钊研究所作的贡献和取得的成绩。

  积极探索构建党史学科体系

  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有自己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党史学科也不例外。张静如先生是很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学者之一。先生于1987年年底在《党史研究》发表《党史学科断想》一文,在学术界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详细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中共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其性质自然属于历史学科”。早年间,党史学科发展比较落后,如党史过程、事件、人物的研究多属于分散具体的,高层次的宏观研究很少,对史料及其利用方法的史料学、文献学重视不够,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很少,党史学史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与学科性质不明确有密切的关系。

  针对这些问题,张静如先生发表了《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纲》《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中共党史学史》《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等论述,并提出了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从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史料整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著名党史学家郭德宏教授曾评价,在党史学科建设方面,提出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当属张静如先生。

  张静如先生不仅是推动党史学科发展的理论家,也是实干家。在先生和其他老一辈党史学者的推动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高校党史学位点陆续设置了党史学史料学、党史文献学、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等课程,党史学的学科教育迈出了重要一步,党史学科的人才培养逐步走上正轨。

  先生对繁荣和发展党史学科的思考从来没有停止过。2010年7月,在筹备全国党史工作会议期间,先生应邀参加座谈会,还曾当面向中央领导同志陈述开展党史研究的重要性。直到2016年6月,他已经重病缠身,但仍然没有停下思考,并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尽快扭转高校中共党史教育面临的不利局面》的研究报告。先生常说,我已经80多岁了,站起来活动像个垂暮老人,但坐下来工作仍觉得自己可以年轻有为。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令后学钦佩。

  努力推动党史研究创新发展

  推动党史研究的创新发展,既是张静如先生执着追求党史研究的体现,也是其学术活动最突出的特点。概括起来,先生在党史研究中提出的创新观点主要有四点: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应该属于历史学科;二是以现当代中国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三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研究党史;四是倡导研究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

  张静如先生提出的这些创新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他的代表作《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被认为是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最有水平”“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对形成我国党史研究的独特风格、思想体系和学派有重要作用;他提出的社会史理论已经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国内三大社会史研究代表流派之一;他主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2012年版),被评为2015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被称为从整体上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为我们研究现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张静如文集》的“自序”中,先生也曾自我评价说:“我的学术活动特点是:有开创性,提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观点;思想解放,比较实事求是;写文章、讲话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先生在学术上之所以能不断创新,缘于他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质精髓,深知深化和拓展党史研究,离不开对中国社会史、中国历史的研究;他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史学研究功底,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灵活地运用于党史研究之中,能够在党史研究中广泛引用史料;最为重要的,就是他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为推动党史学科发展殚精竭虑。

  热心培养和奖掖党史人才

  党史学科的发展与繁荣,需要党史工作者薪火相传。在党史学界,先生培养的学生众多,培养的博士、硕士和访问学者近150人。先生培养学生的方法很独特,他将培养博士生的方法总结为八招:一是事先了解,不符合者不建议报考;二是不以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唯一标准;三是及早确定研究方向;四是以写作文章水平作为学习考核标准;五是带学生发表文章;六是常与学生交谈;七是要求学生广泛阅读;八是严把毕业论文关。他说,作为导师,我们既要从党史专业的社会功能方面进行教育,使学生热爱它,加强责任心,还要帮助学生在学习期间取得成果,提高兴趣,增强信心,使他们觉得有干头。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对党史学界人才的培养,先生也是倾尽心血。据统计,他写给青年学生、学者的书信有2000多封,在六卷本的《张静如文集》中,他为别人作的序言就有100余篇。这些书信和序言,既是先生在学术界的影响与学人间深厚友谊的体现,更是他对同辈学人和晚辈后学鼓励、提携的明证。先生爱才惜才心切,一些他认为有培养潜质的年轻人,往往被收为“编外弟子”,给予指导。

  张静如先生认为,新一代党史研究工作者的培养,除搞好各类学校内部培养外,外部的横向联系也应该加强。从1986年开始,先生发起组织了全国党史学位点年会,构筑青年人交流学习的平台,30年来从未中断。2002年,先生把节省下的工资收入10多万元捐献出来,设立“张静如中共党史党建优秀论文奖励基金”,奖励党史党建研究的优秀论文成果,对全国党史专业中青年学术队伍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一生忠诚于党、奉献社会的情怀,严谨治学、勇于创新的精神,为人师表、奖掖后学的美德,虚怀若谷、淡泊名利的品格,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11日 11版)

[责任编辑:白丽克孜·帕哈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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