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历史文化名人事迹 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湖北武汉，市民在书店里选购书籍。楚林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历史文化名人是一个民族的宝贵财富，是重要的文化遗产资源，具有传承文化、教育民众等多重价值。形象诠释、广泛传播我国历史文化名人事迹，对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增强文化自信具有深远意义。

　　3年辛苦 60部传记

　　据中国作协副主席、丛书编委会主任何建明介绍，他从2012年年初开始筹备丛书的相关工作，当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学术研究，确定历史文化名人范围，并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对5000年文明史中优秀的文化人物进行梳理，最后确定了127个传主，从孔子开始，一直到冰心结束。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中的部分书籍。光明图片

　　“传主确定以后，我们在全国的作家当中，尤其是在当代写传记类、纪事类的作家中进行招聘，确定每人写一部传记。3年来，已创作了60部作品，另60余部也在陆续创作当中。”何建明告诉记者，“这个丛书在中国文学创作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作家协会从没有动员过这么多作家围绕一个文学主题进行这样的创作，可见这项工程有多么重要。”

　　已经出版的50部作品，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在几次图书博览会上，我们的作品拿出去以后，大家反响都很好，有的作品被评为优秀图书，还有的作品成了畅销书。”何建明说。

　　心血之作力追前贤

　　在第一批出版的图书中，《泣血红楼——曹雪芹传》颇为引人瞩目。该书的作者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他把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红楼梦》和曹雪芹研究，出版著作达60余部。2012年5月，周汝昌先生以95岁高龄辞世，但是《泣血红楼》书稿还没有最终改定。后续工作由做了他30余年专职助手的女儿周伦玲编订完成。撰写《李白传》的诗人韩作荣第一天把稿子交到编委会，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第三天便传来他辞世的噩耗。“说他殚精竭虑，以命写书，也不为过。”已故文学评论家何西来曾如此评说。

　　此次出版的《山之巍峨——林则徐传》的作者郭雪波，写历史小说出身。在读完所有林则徐的史料后，他开始埋头做田野调查。从林则徐去世的广东普宁老县城开始，到他出生的福州市左营司巷，还有他生活过的新疆、江苏、云南、贵州等14个省份。郭雪波调查了解2年，写了1年。“我要对历史负责，对史料负责，还要跳出史料，以文学的形式把人物写活，使它读起来好看。”郭雪波说。

　　“史求真实，文须出采”

　　“史求真实，文须出采”是丛书写作的一大原则。每次在两组专家审读交流会上，专家们均热烈讨论。丛书的每部书稿，均经过两组专家数次审核和作者反复修改。所有书稿上随处可见专家们的详细批注。专家小组成员曾表示，丛书中的一些书稿，在交来第一稿时，其实就已达到出版水平，但为严格保证丛书质量，使其更上一层楼，丛书编委会与专家小组都会进行极其严格的把关，或提出建设性意见，或修正具体史实提法，部分作品甚至经过了7次以上的修改。丛书责任编辑们更是对版式、插图和装帧等一一细致设计编校，把好最后一道关，力求把这套丛书做成文学和文化品位俱佳的优秀图书。丛书传主画像的创作者、90高龄的高莽老先生，坚持先用大量时间对丛书的每一位传主作深入细致的研究，然后才下笔创作出形神兼备的传主像。

　　为保证丛书创作和出版的顺利进行，丛书编委会定期召开丛书创作会，就创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交流。何建明说，召开创作会，一方面是为了探讨解决作者在创作中遇到的困难；另一方面是督促创作进度，让大家增强紧迫感，按时按质完成书稿。

　　“在创作的过程中，一定要仔细研究传主的时代背景和相关材料，力求走进传主的内心世界，得出自己的新发现，写出历史文化名人的精气神儿。这套丛书的定位是‘文学传记’，要在保证史实不出错的前提下，叙述得精彩一些，让作品充满文学性。每一个创作者都要有责任意识，严把书稿质量关，让整套丛书得到广大专家学者和读者的高度认可。”何建明说。

　　丛书文学组组长李炳银认为，这套丛书还承担着纠正大众对历史文化人物认识偏颇的作用。“这些年的文艺作品，涉及文化人物的作品不少，也存在很多不足。很多文艺作品带着轻浮的、随意的、功利的目的来塑造，戏说、胡说、空说，把很多历史人物的庄重感、优秀品质都化解了，很不严肃，对历史不负责任。”在他看来，认真而生动地塑造历史人物，是该传记图书义不容辞的责任。

　　何建明说：“盛世修史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传统，为历史上一批杰出的文化大家树碑立传，总结他们的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用生动形象的文化形式来诠释和反映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继承发扬中华文化的精髓，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深远意义。现在，这套丛书我们已完成了一半，后面，我们还有更长的道路要走。”

　　与世界对话的中国文化符号

　　——专家谈中国文化名人如何“走出去”

　　光明日报记者 郭超

　　“中国传记文学作家的优秀作品传播出去，是我们的一份文化责任。”日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在中国传记文学“走出去”论坛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第六辑首发式上这样表示。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要“走出去”首先面临的是语言障碍。如何将汉语文学作品准确地翻译成外语，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赵白生提出了新的翻译模式。一个中国人跟一个外国人一起翻译，两个人在翻译中互相切磋。“比如翻译荀子相关书籍时，有很多古文，外国翻译不一定懂，中国翻译可以告诉他，中国翻译译后，外国翻译进行润色。平时翻译通过电子邮件交流，假期可以见面互动。”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夏露是东南亚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丽华是韩语老师。她们认为，韩国和东南亚作为我们的邻居，历史上就受到中国文化重要影响。丛书中的大部分历史文化名人，不仅影响中国，对我国周边国家影响也非常大。

　　今天，越南还在主动翻译我们的四书五经，我们的网络小说在他们那里受到读者追捧。“如果有计划地在丛书中抽出10～20本翻译成越南文、泰国语、缅甸文等，对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大有裨益。”夏露说。

　　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宋丽丽认为，将林则徐等近代文化名人的故事翻译出去非常有必要。这学期她为外国学生上一门中国社会文化的课，有一个苏格兰学生做展示的时候，专门展示了鸦片战争的历史，在展示之前他说的一段话让宋丽丽很震撼。“他说，在上我的课之前他压根不知道鸦片战争的历史真相。我们的历史文化名人‘走出去’，可以让世界了解历史的真相。”

　　宋丽丽认为，展现我们真实的自己，不是将史实硬邦邦地塞给别人，而是要放到海外读者想要了解的故事当中。在授课中，她将两次鸦片战争的历史和园林文化结合起来，传授给外国学生。“把他们不知道的和想知道的联系在一起，这种方式的‘走出去’也许更好。”

　　“我们现在的‘走出去’不是清朝晚期被动的‘走出去’。我们可以把文化比作非常漂亮的项链，这些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曾经是中国文化项链上的一颗颗珍珠，现在要打磨好这些珍珠并把它们加入全球文化项链当中，使之依然璀璨夺目，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宋丽丽说。

　　如何用电影讲好中国名人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唐一歌 牛梦笛

　　近日，一部由真人事迹改编的传记电影《血战钢锯岭》感动了万千中国观众。回顾电影史，许多传记电影令人难忘：讲述政治军事领袖风采的有《巴顿将军》《铁娘子》，讲述文化艺术名流人生境遇的有《莫扎特传》《玫瑰人生》，讲述学界天才挑战自我的有《美丽心灵》《万物理论》。遗憾的是，这些令人津津乐道的传记片大都来自好莱坞。好莱坞以标准化的电影叙事手段，将这些历史文化名人资源转化为大众易于接受的流行产品，其影响力已延伸到全球。

　　好莱坞的传记片几乎涵盖了各类名人，政坛领袖、体育明星、创业奇才、音乐偶像……对比之下，国产的人物传记片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在质量上距离向全球输出的水准也相差甚远。坐拥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名人资源，却没能产出优秀的传记电影，这的确令中国电影人尴尬。

　　中国电影市场经历了10年的迅猛增长。其间，电影圈的急功近利有目共睹：一段时间扎堆拍小成本惊悚片、一段时间扎堆拍爱情喜剧、一段时间扎堆买IP，与这些易于搞噱头营销、能快速上马的电影项目相比，传记电影显得有点“高冷”和“费功夫”。处理历史文化名人的题材，对主创的耐心和能力都是巨大考验。

　　历史文化名人因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或其较高的专业成就，对大众来说有陌生感，所以形成了一定的知识壁垒。作为流行艺术的电影要突破知识壁垒，让大部分观众对名人从略有耳闻，到了解、理解、为其感动，必须经历一个艰巨的创作过程。因为关于历史文化名人的生平资料和相关研究大多卷帙浩繁，而一部电影却长度有限。

电影《黄金时代》海报 光明图片

　　2013年3月，传记电影《萧红》上映3天，全国票房仅80万元，不少影院选择将该片下线。有观众评价这部电影太文艺。然而，在专业化影评人的引导下，在热爱文艺片的观众的鼓与呼下，该片逐渐被接纳。2014年10月上映的电影《黄金时代》更是经历了考验，从被观众冷落到被市场热捧，两度上映创下了票房口碑佳话。尽管市场认可了这部电影，但还有不少观众对文学意义上的萧红形象感到不满足。影评人认为，作为作家的萧红，为何能被鲁迅赏识，与萧军产生了怎样的理念分歧，又何以能成为当时一代文学青年的偶像，这些关系到人物特质的问题，在电影中虽得到了呈现，但不够，那个在文学世界中不断探索、不断强大、不断自信的萧红还没得到充分表达。

　　为历史文化名人拍摄传记，不能只停留在传奇经历或坎坷命运的表象，而应梳理出主人公的精神跋涉之路。如果普通观众看不到主人公内心的坚持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也就无法认同、理解他的人生选择。“文艺片就是小众”，绝不是电影表现力不足的借口。很多时候未必是观众欣赏能力不够，而是电影创作者没能做到“深入”和“浅出”。

　　除文艺片之外，还有一类以领袖人物和英雄人物为主的主旋律式传记电影。这类传记片因为将人物一味“神化”，充斥着歌功颂德的赞美，往往令观众敬而远之，缺乏市场吸引力。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的《张思德》《铁人》《杨善洲》等传记片，努力突破为了表现而表现的窠臼，用心寻找平凡中的视角。“伟大”背后，英雄们甘于奉献自己，甚至不惜牺牲的勇气、坚韧动力究竟从何而来？这些根本的问题都得到了重视。对于一部传记电影，如果不能剖开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于缺乏知识储备的观众而言，就只能成为“宣教片”。

　　拍好一部传记片，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无论是国产的《梅兰芳》《孔子》《叶问》系列，还是即将在中国上映的《戴安娜王妃》《摩纳哥王妃》等外国传记片，都以真实事件为蓝本，这似乎又与光影的“造梦”特质有些格格不入。如果影片只是流水账似的记录人物生平，那么观众还不如捧一本人物传记读上一遍；但如果一味夸大人物传奇色彩，又会失去传记片的真正意义。因此，传记电影不仅要符合历史真实，也要将娱乐性、趣味性融入其中。一味地忠于真实就无法按人物思想逻辑展开想象，一味地娱乐和八卦，也会让观众认为低俗肤浅，传记电影如何拿捏内容的尺度，显得尤为重要。

　　以美国电影《美丽心灵》为例，这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讲述了伟大数学家小约翰·纳什对抗病魔的一生。数学对普通观众来说何其沉闷，但影片创作者巧妙避开了真实人物的光环，而是将观众带入一个虚构性质更强的故事悬念：纳什究竟是个天才，还是个疯子？切入点的悬疑性，大大增强了故事吸引力。同时，要攀登科学高峰，就必须战胜精神疾病带来的疯狂——这一核心冲突的树立，将人物苦苦挣扎的心理世界展现出来。这种寻找人物特有的内心冲突，并扣住内心冲突编排情节的叙事方法，值得借鉴。

　　并非每一段传奇都能被写成传记。中国电影人如何充分挖掘丰富的历史文化名人资源，为观众带来更多的精神享受，是值得思考的话题。

　　以人观史 以文载道

　　作者：刘文嘉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第六辑首发式近日在北京举行，丛书收录了张衡、岑参、韩愈、温庭筠、柳永、沈括、王夫之、林则徐、康有为、冰心等10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标志着这项肩负历史重托的文化工程已完成近一半。

　　细说起来，“传记”是一种挺特别的记录体裁。既可作史料看，亦可作文学看；既可看到记录对象的人生起伏，也可以看到立传人的胸中丘壑；既可透过人物看时代，又可超拔于时代看“人的精神”“文化的精神”。大传如司马迁写《史记》，记录了华夏第一帝国（秦汉）从黄河之畔崛起的壮阔图景，也扫描了中华文明从起源到成型过程中的历史人物群像；小传如林语堂写《苏东坡传》，将一位文学家、政治家、书画家的一生娓娓道来，同样具体而微地展现了儒释道精神如何影响了中国知识群体的思想走向。

　　和从前相比，今天“传记”的内涵正变得更加广义，为历史文化人物立传的形式开始多样化。图书出版界推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组织120多位作家书写120多位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是以笔墨立传；影视界近年来陆续推出《孔子》《梅兰芳》《钱学森》等传记电影，是以光影立传；南京市为包括清代散文家袁枚在内的37位历史文化名人塑像或建立专门的博物馆，复现六朝古都文化气象，是以人文景观立传。这些针对历史文化名人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看似分散，且各有具体诉求，但都在深层上指向了同一文化命题。

　　对历史文化名人资源进行保护与开发，意在以人观史。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言，“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不同的人物，展示的是不同的历史切面，甚至不乏山河破碎、乾坤倒悬的历史场景，但将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连起来看，就能见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巨大力量，就能了解一个民族虽履险而能如夷、经百折而犹向前的深层动因。

　　对历史文化名人资源进行保护与开发，意在以文载道。历史文化人物的传记，是华夏儿女的群像，从中能看到鲁迅先生所谓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为民请命的人”；也能深切感知什么是笼罩百家的胸襟，光风霁月的气象，高远平和的精神。正是这些人物和其所表征的境界，动态地提升着民族精神、塑造着民族品格，让后人读之，“油油然有好善之心，有谦抑之心，有不欺人之心，有不自薄之心”。

　　历史文化人物资源是历史馈赠给今人的珍贵财富，是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对象，应以文化的态度对待这种文化资源。对内，需深度阐释，不做作、不偏狭、不刻板化、不进行消费式解构；对外，需遵循国际规律传播，凸显自己的价值导向、传承自己的文化精神、展现自己的审美风范，让这笔来自历史的巨大馈赠，泽被当代与后世、中国与世界。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11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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