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的属性与口述史的学科建设

2017-01-16 07:36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本期主持：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本期主题：口述历史的属性与口述史的学科建设

　　主持人语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20世纪国际学术界兴起的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同时也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广泛应用于社会各领域。新世纪以来，口述历史得到包括史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呈现出迅猛发展的良好态势。随着口述历史访谈实践的深入开展，口述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引起越来越多的学人关注。口述历史的学科属性、方法论属性、史料属性及其相关问题，成为口述历史深入发展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亟须加以深入探讨。我们几位多年来从事口述历史理论研究和口述访谈实践的相关专家，分别从口述历史的学科属性与学科设置、口述历史的方法论属性及史学研究形态变革、口述史料的独特价值与口述史料的整理鉴别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推进中国口述历史研究的发展。

　　口述史的方法论属性与史学研究形态的变革

　　作者：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

　　口述历史既是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也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新方法。作为方法论的口述历史具有明显的双重主体特性，历史研究者和历史当事人均为口述历史研究的主体。这种特性决定了历史研究及其书写，不再是历史研究者的专利，历史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口述访谈的方式参与历史研究和书写，因而改变了以往历史研究的既定模式，有可能带来史学研究形态的变革。

　　历史研究者与历史当事人

　　口述历史研究的双重主体

　　历史研究是历史研究者利用相关文献材料对历史活动所做的探究过程，故在以往的学科发展中，历史研究的主体自然是单一的专业历史学家。而口述历史研究则与此有明显的差异。

　　口述历史研究是历史研究者通过口述访谈的方式，对历史当事人进行采访并在沟通中整理口述史料的过程。作为口述者的历史当事人，通过口述方式讲述亲身经历的历史；作为访谈者的历史研究者，将当事人讲述的历史加以记录并对其进行整理加工，最后形成口述历史文本。访谈者（历史研究者）与口述者（历史当事人）双方访谈、沟通、补充和整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口述历史研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访谈者的历史研究者无可争议地成为口述历史研究的主体，但受访的历史当事人并不仅仅处于研究对象的客体地位，而是以“口述”的方式参与了口述历史研究，将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加以叙述并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因而也成为口述历史研究的主体之一。因此，口述历史研究的主体是双重的，历史研究者和历史当事人共同构成了口述历史研究的主体。

　　研究主体的双重性，是口述历史研究的突出特性。口述历史的这种特性，改变了以往历史研究中完全将历史当事人作为研究客体而将其排除在研究主体之外的做法。历史当事人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历史的研究者和书写者，因而与历史研究者一起构成口述历史研究的主体。历史研究者与历史当事人共同合作研究和书写历史，正是口述历史的方法论属性所在。

　　历史研究者与历史当事人共同研究和书写历史，是依靠口述访谈的方式实现的。口述历史访谈，既是采集口述史料的主要途径，也是实现作为访谈者的历史研究者与作为口述者的当事人合作进行历史研究的主要渠道。口述历史访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历史研究者与历史当事人共同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

　　历史访谈者

　　名副其实的口述历史“导演”

　　历史研究者与历史当事人尽管都是口述历史的主体，但两者在口述访谈中充当的角色及所尽的职责是不同的。作为访谈者的历史研究者，是口述历史访谈的策划者和引导者；作为口述者的历史当事人，是口述历史访谈不可缺少的主角。两者在口述历史访谈中所担当的角色，类似于电影拍摄中的“导演”与“主演”。

　　口述访谈者是口述历史访谈的策划者和主导者。他们负责口述历史的整体策划，负责确定口述访谈的主题，负责围绕主题设计具体问题，负责根据主题和具体问题确定并联络访谈对象，负责在访谈过程中向当事人提出具体问题。他们参与并主导了从口述访谈的前期准备到口述访谈过程，甚至后期的访谈整理的整个过程，是呈现口述历史剧情的“导演”，在口述历史工作中起着名副其实的“导演”作用。离开了访谈者的主导和参与，口述历史文本是难以产生的。

　　但应当谨记：访谈者是当事人口述历史记忆的采集者，是口述者呈现历史记忆的协助者，而不是口述者历史记忆本身，也不能成为口述者历史记忆的评论者，当事人才是口述历史访谈的主角和“主演”。作为口述访谈的“导演”，访谈者不能以自己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影响口述访谈的“主演”（口述者），更不能将自己的历史认识强加给当事的口述者，使口述者叙述的所谓历史真实接近于访谈者自己心中的历史真实，进而使口述历史变成当事人根据访谈者意志呈现的“口读”历史。如果将口述者叙述的“口述”历史变成了访谈者支配的“口读”历史，就违背了口述历史的基本原则和口述访谈的底线。

　　正因访谈者是口述历史的策划者和主导者，故口述历史工作对访谈者的要求更高。真实是口述史的灵魂。要获得真实的口述历史内容，访谈者必须与当事人建立起必要的信任关系。访谈者能否获得当事人的充分信任，是能否获得真实的口述历史内容的前提。访谈者必须严守学术规范和职业道德，严守口述访谈纪律，严格保护当事人的个人隐私，才能获得当事人的充分信任，进而提升口述历史的真实度。

　　历史当事人

　　不可缺少的口述历史“主演”

　　作为口述者的历史当事人绝不是口述历史访谈的冷眼旁观者，而是热心参与者，是口述历史叙述的主角，是口述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主体。

　　口述历史本质上是当事人讲述的历史，是当事人呈现出的历史记忆，是当事人亲历并保留在其记忆中的历史事实的再现，而不完全是访谈者认知和撰写的历史。离开了历史当事人的叙述，根本不可能有所谓口述历史。历史当事人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是历史记忆储存及其呈现的主体，因而也是口述历史最重要的主体。若将口述历史工作比喻为拍摄一部“电影”的话，那么口述历史这部“电影”的导演是访谈者，而“主演”必定是历史当事人。没有当事人这个“主演”，是根本无法完成口述历史这部“电影”的。

　　电影拍摄的“主演”与口述历史访谈的“主演”角色相似，但职责略有不同。其差异处在于：电影主演是按照导演预设的台词进行表演，是根据台词进行“表演”，带有艺术“表演”成分。而作为口述历史的“主演”，历史当事人尽管也是根据访谈者选定的主题和设计的问题而展开对话，但其“台词”并不是“导演”预先设定的，而是自己大脑中储存的历史记忆。他不是按照要求“背台词”，而是在适度引导下发掘自己的历史记忆，并将其叙述出来。历史当事人“演技”的高低，就在于是否能够将历史记忆准确而完整地呈现出来。能够将大脑中的历史记忆准确地呈现出来的当事人，就是口述访谈的合格“主演”；能够引导当事人将其历史记忆呈现出来的访谈者，当然就是合格的“导演”。

　　历史当事人要尽到“主演”职责而将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叙述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当事人的历史记忆及历史叙述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历史记忆的变形与变声，是人的自身机能作用的结果；而历史记忆的扭曲与伪造，则是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因此，口述访谈者必须关注并探究制约当事人历史叙述的诸多因素，而作为口述者的当事人则更应努力克服影响其口述的诸多干扰因素。这显然是需要访谈者与口述者共同努力方能实现的。

　　总之，历史访谈者和历史当事人共同构成了口述历史研究的主体。口述历史访谈的过程，是访谈者与当事人通过口述访谈的方式共同回忆和书写某段历史的过程。双方反复进行沟通、修改和订正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过程。访谈者是口述历史的策划者和主导者，充当着口述历史访谈“导演”的角色，必须尽到“导演”的职责；但他仅仅是口述历史叙述的助产者和历史记忆的采集者，而不是口述历史访谈的“主演”。历史当事人才是口述历史叙述的真正主角和“主演”。历史研究者与历史当事人以口述访谈的方式实现口述历史研究，显然与以往的历史研究模式有很大差异，因而有可能促使史学研究形态发生某些变革。

　　口述史的学科属性与学科设置

　　作者：周新国（扬州大学教授、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大量的新兴学科不断涌现。据统计，现在学科总数有4000多个。如此众多的学科如何科学分类是学术界一项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我们应当妥善处理好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所属的学科分类，对高度综合又不断分化、交叉且不断涌现的新兴学科给予积极的关注，对于其相互渗透的网状结构及相对稳定体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需要在大量的研究分析中针对新情况给予论证。

　　学科中的门类，是学科体系的宏观框架；在学科门类结构体系下再分为一、二、三级学科，这是目前学科划分的通行标准。尽管在各个学科门类下一、二、三级学科的设置多少不等，粗细不匀，有的学科门类下仅设一级学科，有的仅设一、二级学科，也有的细设一、二、三级学科等。这些学科的设置中，不难看出我国现有的学科体系有相当多的学科是成熟学科，如数学、经济、法学、政治、文学和历史等，构成了我国现代学科体系的核心，它们中相当多的学科为国际通用。当然，也应当注意到一些国内外文献中已收入或介绍的某些反映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新成就且比较成熟的新学科至今在国家颁布的学科目录中尚未收录，其中如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口述史和文化遗产学即属于尚未收录的一类。

　　口述史学是国际上兴起的一门专门学科，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新方法、新理念，由此形成一种历史研究的新兴分支学科。它是国家、民族及民众记忆的重要部分，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新文化资源的构成要素，并形成其独特的社会实践对象和研究领域。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口述史发展迅速，我国口述史的发展也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从电视、报刊、出版等传统媒体到微信、微博等新媒体都推出了一系列成果，如“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和“孙中山研究口述丛书”等；中央电视台的《大家》《大国工匠》和各地方电视台的口述历史栏目，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南京大屠杀档案包括幸存者的口述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中的项目，等等。与此同时，对于口述史理论的探讨也从翻译介绍外国口述史学著作到国内口述论文论著不断涌现，中国口述史的发展已从人文社科领域的历史、文学、语言、经济、管理和法律渗透到工业、农业、水利、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等自然科学领域，成为新时期不容忽视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就机构和研究力量而言，已经成立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还有专门的口述史网站，有刊物、有人才、有课程。口述史学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专门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口述史理论、口述史的技术与保护、中国口述史、世界口述史、口述史与人类记忆遗产等。

　　当然，目前国内口述史学发展仍然存在缺乏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项经费的支持，口述史的学科建设还涉及口述史的理论研究、人才队伍的培训与专业队伍的建设、口述史全国发展规划的制定以及筹建中国口述史资料馆和中国口述史数据库等诸多方面的任务，这些都应当在口述史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和完善。而当前制约其发展的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瓶颈是：口述史的学科设置至今尚未列入教育部颁布的新的专业目录之中，而文化遗产学的学科设置情况与口述史学情况颇为相似。

　　文化遗产学关注的是先人创造并保留至今的一切文化遗产，它研究的领域包括：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与文化线路、文化遗产申报管理与利用等。显然，这也是一个涉及面广且在社会诸多领域已实际存在而至今仍游离于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之外的新兴学科。

　　早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有的学者即提出了上述学科规划问题。有关口述史学学科的设置问题，早有学者呼吁，特别是2004年在扬州大学举办的“首届中华口述史学研讨会暨学科建设会议”上，有不少专家就提出：作为一门新兴且交叉的跨学科的口述史应考虑其学科定位与设置问题。如左玉河提出：口述史应当属于“历史学分支学科”，“介于二级和三级学科之间”等。此后也有人提出“一个中心、两个轴线、三条脉络、四个枢纽”的观点。近年有的学者提出了“公众史学”的主张，及在此门类下细分为“精英口述史”和“大众口述史”等。

　　2011年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先后两次对有关高等教育专业目录进行调整，其中尤其是2011年调整决定增设“艺术学”这一门类，从而将原有的12个门类增加到13个；一级学科由89个增加到110个，其中历史学这一大门类中，原历史学拆分为3个一级学科，即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并增加了文物与博物馆学。此次调整受到学术界包括史学界的肯定，它对我国艺术学大门类和历史学门类中的考古学和世界史以及文物和博物馆学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口述史学以及文化遗产学等仍未列入新的专业目录，这就使得各地高校和研究部门等对口述史学和文化遗产学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疑虑，成为制约上述学科发展的因素之一。总结国内不少高校的实践和探索，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在现有历史学大门类下增设口述史学与文化遗产学学科，并确定一些相关的分支学科。

　　这样的增列有利于及时将口述史与文化遗产学归入我国目前的学科体系建设中，也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于人类口述与记忆遗产等规划对应，从而推动中国口述史学和文化遗产学的发展与规范，为我国历史学及相关学科发展作出贡献。同时，这样的增列反映了20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大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对历史、当代和未来以及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注及追求社会平衡与和谐发展的全面思考，代表着一种新的历史学建构探索，是历史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和创新，有利于这一古老学科在未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家庭中更好地实现其理论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

　　口述史料的独特价值与史料的整理鉴别

　　作者：定宜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近年来，口述史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重视，通过口述访谈采集到的材料，作为史料的一种，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也逐渐呈现出来，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口述史料的独特价值

　　口述史料最广为人知的价值，就是可以作为文献史料的补充。文字史料，包括官方文献和民间文书，历来是史家研究历史的主要凭据，但毕竟很多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文献记载或语焉不详，甚至付诸阙如，也有些只是一面之词，无法反映历史真相。而且由于种种社会变迁和历史动乱，导致大量档案文献的散佚流失，更是常有的事。当事人的口述，恰恰能弥补这些不足，对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所做的口述在这方面的作用尤著。唐德刚为胡适、张学良、李宗仁等人物所做口述以及通过这些人物反映出来的当时历史，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口述历史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它还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这是由口述史的性质决定的。我们所说的“口述史”，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具有严格定义和规范的专门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从20世纪初便已萌发，到50、60年代蓬勃发展，并在70年代达到鼎盛的“新史学”的发展历程同步，是“新史学”孕育出来的产物。而“新史学”则是作为对传统史学的一种反动而产生的，代表的是与传统史学不同的一种新的潮流、新的范式。它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的狭隘性；它主张史学研究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主张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以从整体上去把握；在方法论上，它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口述史恰恰在这些方面大有用武之地。

　　首先是口述史“自下而上”的角度。口述史学提倡创立平民化的历史，让不掌握话语霸权的人们，包括社会底层的百姓、少数裔族群和妇女都有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性，使这些人的经历、行为和记忆有了进入历史记录的机会，并因此构成历史的一部分。近年来口述历史更进一步，不仅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的行为，而且还把他们的愿望、情感和心态等精神交往活动当作口述历史研究的主题。这不仅使史学研究的视角产生了根本变化，也使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拓展了。

　　其次是口述史特有的“个人性”。就口述作为史料的价值而言，这一点甚至比第一点更重要。口述史是最具“个人性”的一种呈现方式。口述史以记录由个人亲述的生活和经验为主，重视从个人的角度来体现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认识，这里所说的“个人”，可以是大人物，是名人，同样也可以是处于边缘的小人物。对于同样的一段题材、一段历史，小人物也会有自己独特的个人感受，他们的人生受此事件的影响，未必就不如大人物、代表人物深刻。而且，那些不仅来自领袖人物、也来自平民百姓和少数族群口述的人生故事，使史学家得以从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中，发掘出许多以往被忽略的侧面，或者为传统官私方文献遗忘的段落。它使人们可以观察到冷冰冰的制度和结构以外的人性和他们的心态，这正是其他的史学研究方法难以企及而口述史特别擅长之处。

　　第三是独特性。“新史学”提出要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的主张，力图从整体上去把握它。但仅凭传统的文献和治史方法，很难做到这点，口述史却有其得天独厚的一面。通过口述，史学家往往能获得难以在官方文献中寻获的珍贵材料，例如某场战争、某个事件当中个人的际遇、家族的移民史、亲属与家族内部的关系等，这都可以对长于宏大叙事的史学研究，提供必不可少的史料补充。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口述史学通过几十年经验的积累，已经走得更远，从对往事的简单再现深入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把关注的焦点从“真实的过去”转移到“记忆的过去”的认识深度。口述史能够在揭示历史的深层结构方面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点已为口述史学家所公认。

　　口述史料的整理与鉴别

　　对口述访谈成果是否还要进行整理，也就是说，访谈录音的最终产品应该是什么样子，这在口述史学界一直存在颇多争议，这也是目前国内方兴未艾的口述史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西方学者更多强调将访谈录音作为原始记录，保存在档案馆、图书馆，由于这些机构强大的检索功能，这些材料得以被有关专家研究利用。但在我国，短时期内还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更多的做法，还是要将录音转为文字，尽管这样做对于保持口述史特性存在一些影响。本来，访谈时双方的会话速度、被访人使用的方言和标准语的转换、他的语音语调，都包含着一定的意义，这是将访谈转录成文字时难以表现的。但是，口述作为一部作品，即使是学术性著作，也必须顾及文本的可读性，如果通篇记录都存在着各种口头语、长时间的停顿、反复的断续、重复，以及前后时序混乱等情况，读者便会失去阅读的耐心，甚至根本就无法读懂。所以，将文字整理成为能够为人阅读的纸本书籍或者电子稿的做法，虽然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毕竟是口述访谈能够发挥社会效益的重要一步。

　　如何将口述录音整理成文字，还只是一个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更深一步的问题则是，口述得来的材料是否具有真实性，如何判断它的真假呢？

　　从理论上说，口述得来的成果，当然不是拿来就能用的史料，它更多反映的是个人对某种特定环境、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的记忆、理解和感受。仔细地辨别口述材料的真伪，应该是整理者的责任。事实上，我们对待文献史料的态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如何鉴别口述史料的真伪，在原则上与史家对文献的辨伪、校勘是一样的，当然也有口述特定的一些要求。

　　首先，口述中往往会有太多或有意，或无意的记忆失误，也会有有意的、无意的谎言，这样的口述虽然也有保留下来以为后人研究的价值，但是作为访谈者，如果不认真反映做访谈时的特定环境、背景和被访者的状况，事后对被访者提供的材料一放了事，不去核对、鉴定，任由这样的材料保存下去，谬种流传，甚至会为某些别有用心者利用，结果是为后人制造一系列混乱，这便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所以，作为整理者，第一步的工作就应该将访谈的时间、场所以及被访者的状况一一作出说明，以便让自己或者为别的研究者能够了解访谈时的语境，以为下一步的分析做准备。

　　其次，整理访谈记录的过程，也是发现问题的过程，许多第一次访谈时出现的空白、漏洞和误解，往往在现场时难以察觉，而是在整理时发现的。发现这些问题之后，不能就此止步，或者不负责任地做出结论，归结为口述史的不可靠性而了事，而应该进一步去考证、核实。核实的方法有多种，最常用的是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甚至多次的回访。还有，是访问与被访者相关的人，譬如经历过同一事件的见证人，或者被访者的亲人、朋友，请他们对同一个事件或同一个人物做出自己的表述，然后与被访者的口述做核对，思考其中的差异是什么，又为什么会出现差异。还有，就是将口述材料与文献记载互相参考，这在涉及某个事件或人物相关的大背景时尤为常用。只有经过这样的反复考证，才能挖掘出隐藏在背后的真相，这是简单地做些表面文章达不到的效果，也只有这样，口述史料的真正价值才能够体现出来。

　　虽然“大家来做口述史”目前已经形成一个热潮，但口述的后期整理，却是一个需要专业训练的工作，与现场访谈相比，可能更为繁难艰苦，访谈的组织者应该努力加强对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的培训。当前国内的口述史正在各个领域广泛深入地展开，很多单位和个人积极投入到这项活动中，开发出许多极富意义的选题，参与者也为此付出大量人力物力，但有些地方和部门辛苦收集得来的口述史料堆积如山，却无法被阅读、传播和利用，无法发挥应有的影响。日久之后，不仅会影响组织者和参与者的积极性，而且会导致口述材料的第二次流失，这是当前颇令人担忧的一个问题。所以，提倡进行严肃认真的后期整理工作，已经迫在眉睫，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访谈录音能够为人（包括专业人士和一般公众）所用，口述史才能持久地开展下去，而不致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1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