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新国（扬州大学教授、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大量的新兴学科不断涌现。据统计，现在学科总数有4000多个。如此众多的学科如何科学分类是学术界一项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我们应当妥善处理好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所属的学科分类，对高度综合又不断分化、交叉且不断涌现的新兴学科给予积极的关注，对于其相互渗透的网状结构及相对稳定体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需要在大量的研究分析中针对新情况给予论证。
学科中的门类，是学科体系的宏观框架；在学科门类结构体系下再分为一、二、三级学科，这是目前学科划分的通行标准。尽管在各个学科门类下一、二、三级学科的设置多少不等，粗细不匀，有的学科门类下仅设一级学科，有的仅设一、二级学科，也有的细设一、二、三级学科等。这些学科的设置中，不难看出我国现有的学科体系有相当多的学科是成熟学科，如数学、经济、法学、政治、文学和历史等，构成了我国现代学科体系的核心，它们中相当多的学科为国际通用。当然，也应当注意到一些国内外文献中已收入或介绍的某些反映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新成就且比较成熟的新学科至今在国家颁布的学科目录中尚未收录，其中如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口述史和文化遗产学即属于尚未收录的一类。
口述史学是国际上兴起的一门专门学科，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新方法、新理念，由此形成一种历史研究的新兴分支学科。它是国家、民族及民众记忆的重要部分，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新文化资源的构成要素，并形成其独特的社会实践对象和研究领域。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口述史发展迅速，我国口述史的发展也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从电视、报刊、出版等传统媒体到微信、微博等新媒体都推出了一系列成果，如“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和“孙中山研究口述丛书”等；中央电视台的《大家》《大国工匠》和各地方电视台的口述历史栏目，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南京大屠杀档案包括幸存者的口述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中的项目，等等。与此同时，对于口述史理论的探讨也从翻译介绍外国口述史学著作到国内口述论文论著不断涌现，中国口述史的发展已从人文社科领域的历史、文学、语言、经济、管理和法律渗透到工业、农业、水利、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等自然科学领域，成为新时期不容忽视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就机构和研究力量而言，已经成立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还有专门的口述史网站，有刊物、有人才、有课程。口述史学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专门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口述史理论、口述史的技术与保护、中国口述史、世界口述史、口述史与人类记忆遗产等。
当然，目前国内口述史学发展仍然存在缺乏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项经费的支持，口述史的学科建设还涉及口述史的理论研究、人才队伍的培训与专业队伍的建设、口述史全国发展规划的制定以及筹建中国口述史资料馆和中国口述史数据库等诸多方面的任务，这些都应当在口述史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和完善。而当前制约其发展的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瓶颈是：口述史的学科设置至今尚未列入教育部颁布的新的专业目录之中，而文化遗产学的学科设置情况与口述史学情况颇为相似。
文化遗产学关注的是先人创造并保留至今的一切文化遗产，它研究的领域包括：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与文化线路、文化遗产申报管理与利用等。显然，这也是一个涉及面广且在社会诸多领域已实际存在而至今仍游离于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之外的新兴学科。
早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有的学者即提出了上述学科规划问题。有关口述史学学科的设置问题，早有学者呼吁，特别是2004年在扬州大学举办的“首届中华口述史学研讨会暨学科建设会议”上，有不少专家就提出：作为一门新兴且交叉的跨学科的口述史应考虑其学科定位与设置问题。如左玉河提出：口述史应当属于“历史学分支学科”，“介于二级和三级学科之间”等。此后也有人提出“一个中心、两个轴线、三条脉络、四个枢纽”的观点。近年有的学者提出了“公众史学”的主张，及在此门类下细分为“精英口述史”和“大众口述史”等。
2011年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先后两次对有关高等教育专业目录进行调整，其中尤其是2011年调整决定增设“艺术学”这一门类，从而将原有的12个门类增加到13个；一级学科由89个增加到110个，其中历史学这一大门类中，原历史学拆分为3个一级学科，即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并增加了文物与博物馆学。此次调整受到学术界包括史学界的肯定，它对我国艺术学大门类和历史学门类中的考古学和世界史以及文物和博物馆学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口述史学以及文化遗产学等仍未列入新的专业目录，这就使得各地高校和研究部门等对口述史学和文化遗产学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疑虑，成为制约上述学科发展的因素之一。总结国内不少高校的实践和探索，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在现有历史学大门类下增设口述史学与文化遗产学学科，并确定一些相关的分支学科。
这样的增列有利于及时将口述史与文化遗产学归入我国目前的学科体系建设中，也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于人类口述与记忆遗产等规划对应，从而推动中国口述史学和文化遗产学的发展与规范，为我国历史学及相关学科发展作出贡献。同时，这样的增列反映了20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大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对历史、当代和未来以及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注及追求社会平衡与和谐发展的全面思考，代表着一种新的历史学建构探索，是历史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和创新，有利于这一古老学科在未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家庭中更好地实现其理论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16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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