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挣扎

　　作者：陈言

　　1894年甲午战争一役，持续了一千多年的中国老师与日本弟子的两国关系模式发生彻底反转的同时，中日留学生在对方国受到的待遇也迥然有别。日本遣唐使、遣宋使深受中国朝野礼遇，甚至留朝为官，与中国文人结下的情谊也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然而近代战争似乎难以超越和化解胜败、强弱的一元性——胜利和强大就意味着占领、支配、权威和名誉，而战败和羸弱则意味着被掠夺、悲惨和屈辱——随着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黑暗时代序幕的拉开，为数众多的中国学子为了学习日本的近代化经验赴日留学。其间，在上述一元性胜负观的支配下，中国留学生为日本的先进感到眼花缭乱、羡慕和不甘，同时也感到不安、屈辱、反感甚至是憎恨。所有的心绪，似乎都可以从郁达夫那一声痛彻心扉的呐喊“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中反复品味。

　　然而，迄至20世纪30年代留日中国学生多达十万人，而有关他们精神层面体验的著述却出乎意料地少。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年届不惑的留学生到了日本之后，在祖国与日本的对比中感受到巨大落差，于是他将自己的留学经验与早期中国留日经验重叠起来，从留日中国学生的精神层面追问祖国何以落后。1991年，作者的思考以题为《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识人的轨迹》（严安生著，以下简称《精神史》）一书在日本的学术与思想重镇岩波书店出版；翌年，这部书获得了日本非小说文艺类的最高奖大佛次郎奖，而这也是大佛次郎奖首次授予非日本境内的外国学者。

　　大佛次郎奖颁给这位中国学者的一个理由是，该书阐述了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人接触方式等问题，触发了日本人对自身制度与文化的反思。评委之一的有马朗人赞道：“于近日仍极有参考价值，是我们日本人的反思教材。”安部公房则说：“看了严氏之书才明白，我们日本人的丑陋和傲慢，远远超过了我们自己的想象。”

　　留日从兴起到风气日盛，无不源于朝野共同选择的“忍辱求学于仇敌之国”，以曾经的弟子为师，改造自身。日本社会从政府高官、军人到民间，从课堂外到课堂内，从老人到孩童，从白丁阶层到知识精英，无不表现出对留日中国学生的歧视。从甲午战争到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打响，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深入整个日本社会的骨髓，日人习焉不察。有中国留学生的地方，就有日本人的嘲笑声、睥睨的眼神甚至是打骂。最初清朝派出的13名留学生中，有4人刚到日本不足一个月即中途回国。其中固然有习惯不了日本饮食的因素，更主要的还在于留学生频频受到日本小孩子的起哄。《精神史》以为：现象是大量表现在街上的孩子身上，根子是在明治日本人对“清国”以及“清国人”的傲慢和缺乏理解。就连被视为“国民作家”的夏目漱石，甚至也写文“礼赞”中国人的辫子。这种恶趣味还发生在日本朝野对中国妇人小脚的态度上。《精神史》列举当时的旅日游记如下：

　　观帝国博物院，（中略）取甚者如所设烟枪烟灯及模型之女足妇女之鞋子，尤令人耻而汗发。（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

　　四月二十五日，游上野博物馆，（中略）其“历史部”陈列品中有中国妇人小脚瓷器，（中略）支那男手持鸦片筒向妻点头哈腰之惧内者之泥塑。（杨芾：《扶桑十旬记》）

　　参观“名古屋共进会”，……二楼茶室有台湾十数龄女子二，洋装小脚，见人则咿唔语笑，两足轩举，甚不忍观。（陈嘉言：《东游考察日记》）

　　从近代文明的窗口博物馆、博览会上“小脚频举”的真人秀，扩散到街头巷尾的演艺场所，用作讨笑的噱头，或代替幕间的滑稽戏，种种情景，无不触动留日中国学生的神经，成为他们心头恐怖而沉重的十字架。当年鲁迅去横滨接新来留学的同乡范爱农，看到日本的关吏从同乡的箱子中翻出一对绣花的弓鞋，异常气愤，心里骂“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不自觉地摇了摇头。作者想象：鲁迅当时一定有一种浑身被扒光的耻辱感，而耻辱感的不断累积，则促发鲁迅们觉醒、重新自我认识，进而引发“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志的吧？因此如果仅仅辨析个体留学生的事例，如果不把这些孤立的个例放在时代状况中去考察，就无法看清楚个案的历史意义以及个案所体现的某种普遍性的精神意义。为此，《精神史》广泛搜集新闻杂志报道、作家作品、郭沫若和景梅九等人的自传、黄尊三和宋教仁日记、日本游记、持续刊行的回忆录乃至清朝档案和公文，把所有关于中国留日学生精神记载的片断加以整合，在一至四章中，作者以社会性问题和事件为主轴，渐次展开留学动机、来日后的惊异与艳羡、在日本所经历的屈辱以及日俄战争的过程中所感到的不安。五至六章则从留学生日常生活即衣食住的层面探讨了中日之间的文化摩擦。大量资料的展示保证了《精神史》论述风格的客观与公正，从而不断地触发日本读者反省自身国际感觉的匮乏、心灵的贫乏和冷漠。然而另一方面，作者对中国留学生种种问题的揭露，又表现出了强烈的自省精神，比如，他详细描述了留学生闭锁的乡党意识，以及沉溺于无谓的交际而无力自拔的普遍的留学生活模式。在材料的层层推进中，落后国家的子民与日本人歧视的眼神抗争，自身封闭和堕落却又心有不甘，留日学生的精神历程得以清晰地显示出来。

　　有趣的是，与通常的历史叙述不同，作者并没有谋求结论，而是把问题展示出来，开放给读者思考。

　　如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国民的自信心也不断增强。与书中所描述的情况相比，今日大量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状况已不可同日而语。不言而喻，国家强大了，在外求学的留学生才能获得尊重和平等的对待。

　　不过，留日学生又将面临什么样新的困境？在与异文化的碰撞中如何保持主体性？《精神史》提出的种种课题如今依然值得反思，或许这也正是它在出版二十多年后译成中文的价值吧。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18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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