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税费负担究竟有多高

　　【经济界面】

　　光明日报记者 杨亮

　　核心提示

　　■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使得企业对税费痛感更加敏感。

　　■各种不合理收费转嫁到企业身上，导致企业整体负担加重。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宏观税负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应理性看待税负之争，既不能“妖魔化”，也不能漠视企业成本忧虑。

　　■从长远看，减税相对容易，更难的是推动配套的经济社会改革。

　　近期，关于中国企业税负的话题成为舆论热点。从曹德旺美国建厂，中国企业面临“死亡税率”，到世界银行测算中国总税率高达68％，再到所谓“高税收逼走希捷集团”……

　　很多人关心：中国近年来不是一直在减税吗，为什么企业感觉负担还是重？中国企业到底面临怎样的税收负担？如何科学客观评价企业税负问题？如何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和成本？就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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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税制不同，加重税费痛感

　　税负比较，关键要看宏观税负

　　【背景】

　　最近，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企业税负情况报告指出，2016年所有国家（地区）平均总税率为40.6%，而中国总税率则高达68%。

　　针对中国总税率为68%，实际上业界甚至世行内部都认为有值得商榷之处，用这一指标作国与国之间横向税负比较意义不大。

　　这项报告的数据采集人之一、普华永道中国税收政策服务合伙人梅杞成表示：“由于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成本结构、发展阶段、税收制度倾向（例如侧重企业税还是个人税）等因素往往存在较大差异，所得出的指数和排名只能反映各经济体税负的某一方面，未必代表各经济体的全面情况。”

　　而对于之前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企业综合税负高于美国”的说法，不少专家均认为根源在于中国的税制结构不同于美国。

　　2017年我国将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助推更多中国企业轻装上阵，扬帆远航。光明图片/东方IC

　　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美国则以直接税为主，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个人。从税负构成及承担者来看，我国企业承担了90%以上的各种税费，个人承担的各类税费占比不足10%。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说：“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使得企业对税费痛感更加敏感。”

　　还要看到，认识误区、统计口径偏差，会对企业“税收痛苦指数”造成误导。比如，所谓“中国综合税务高于美国35%”，就是将除了“正经”税收以外的用能、土地、保险费等综合成本，全当成税来计算。专家表示，确实有西方国家宽口径计算企业税负，将一些具有税收性质的收入算进去，但国家之间税制不同，税基不同，很难生搬硬套别国口径。

　　还有一种认知误区，认为“税率是多少，企业就承担多少税负”。这一说法忽视了税负转嫁因素。“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的流转税，依附于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可以实现转嫁，企业只履行缴税义务，并非负担者。”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岳树民说。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税收负担的高低还要看一个指标，就是宏观税率，也就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2015年我们国家的税收占GDP的18.1%，社会保险缴费大约占4.9%，加在一起大约是23%，但是国外基本上都在30%以上，特别是西欧国家，“从国际比较来看，无论哪个口径，我国宏观税负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收费不降 影响减税效果

　　多种原因致少数企业负担增加

　　【声音】

　　近日，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关于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高的观点以及在美国投资建厂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之后有学者惊呼：中国税率过高，是“死亡税率”。

　　随着企业对税制改革的逐步适应，营改增新试点企业的税负下降十分明显。2016年5至11月份，营改增在建筑、房地产、金融和生活服务四大试点行业累计实现减税1105亿元，税负下降14.7%。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1至11月营改增已整体减税4699亿元，2016年全年减税将达5000亿元。

　　但近期，也有部分企业反映，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税负没降反增。对此，财税部门分析，由于增值税特殊的抵扣机制，受投资周期、资本构成、管理情况、盈利能力等因素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在不同时点存在一定波动，并非每一个纳税人在每一个时点均实现税负下降。在营改增整体减税的同时，目前有1.5%的纳税人出现税负上升。

　　对于部分企业税负“不降反增”，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认为原因很多，例如营改增后上游企业提供的可抵扣项不足，抵扣链条建立起来，漏税空间减少等，其他方面如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也是一大困扰难题。

　　“对于税负上升企业的情况，财税部门高度关注。”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特别提到，对营改增后税负增加比较明显的企业，财税部门将进一步完善政策、优化服务，帮助企业完善内部管理。下一步，还将结合增值税改革和立法进程，进一步优化税制，将按照税收法定的要求，配合有关方面适时启动增值税立法。

　　强制征收的教育费附加、随工资“水涨船高”的工会会费、收缴容易支取难的大公共维修基金……谈到企业吐槽的各种收费，岳树民说，对企业而言成本不分税和费，各种不合理收费最终都转嫁到企业身上，导致企业整体负担加重。

　　“有些地方政府的收费项目可谓五花八门。我曾作过一个统计，就房地产行业而言，相关收费就达97种。不少企业分不清楚，会把这些费统统当成税。”全国政协委员、财会专家张连起说，这些随意性高、不规范性收费，带给企业的负担，远高于统一征收、较为规范的税。比如，一些地区行政审批前置的各类技术审查、评估、评价等存在中介服务项目多、收费额高，企业甚至抱怨“如果不找中介根本就通不过评估”。

　　“对企业而言，税费感受是紧密相连的。如果税减下来，但是费没降下来，企业仍会觉得负担过重。”张连起说，要消除企业税费“痛感”，清费尤为迫切。

　　在张连起看来，降费最应该关注的还有行政性事业收费和各类政府性基金。下一步，要加大力气清理各种政府性基金收费和行政性收费，要为振兴实体经济提振信心。

　　3.理性看待税负  推进降税清费

　　多措并举 降低综合成本

　　【对策】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同时，随着政策和征管的不断完善，特别是企业对税制适应性的不断增强、内部管理的不断改进，2017年营改增的减税规模会进一步扩大。

　　多位财税专家表示，个别企业出现税负上升问题需认真对待。尽管面不大，增幅不高，但也应认真分析。

　　同时，应理性看待企业税负之争，既不能“妖魔化”税收，也不能漠视争议背后的企业成本忧虑，应加大力度确保2017年为实体经济降成本取得实质性进展。

　　“宏观税负之争延续十几年，今年更受关注，主要与实体企业盈利空间下降有关。”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在不同时期，企业感受到的税负压力有所不同。

　　在经济下行时期，企业面临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提高、附加值降低、利润变薄等诸多困难，承受税负的能力下降。即便政府出台不少减税政策，但减税幅度比不上一些企业盈利下降的幅度，税痛感自然明显。

　　“不能脱离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阶段空谈制造业降成本。”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说，企业成本上升是经济转型升级阶段不可回避的问题，必须在改革发展和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理性看待企业税负问题。

　　“当前，‘逢税必批’成了一个社会现象。但被广泛指责的税负，其实并非企业经营压力上升的主因。”刘尚希认为，体制与机制不畅，才是造成企业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排名在不断上升，但还需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抓紧制定实施和逐步完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负力度，要多方施策，不能只寄望于减税降费。”张连起说，引导企业家正向预期也很重要，对内，要稳住民间投资，对外，要控制大型资本外流。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在刘尚希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定调，未来还会进一步降低税费，这就相当于是给市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同时，随着政策和征管的不断完善，特别是企业对税制适应性的不断增强，2017年营改增的减税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

　　“至于具体怎么减、哪个税种减，还要等待具体政策出台，这需要综合比较、反复权衡。从长远来看，减税相对容易，更难的是推动配套的经济社会改革，这才是降低企业负担的根本出路。”刘尚希说。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表示，在保持宏观政策稳定性背景下，2017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最大发力空间是要真正给企业降成本，但应走出减税捆绑增加赤字的惯性思维。

　　“本着精打细算、须过‘紧日子’‘苦日子’的精神，实现减税与政府支出的同步削减并非没有可能。”高培勇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减税，应当也必须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减税的新路子。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24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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