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片纸只字,也不曾轻视

2017-02-17 03:30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即使片纸只字,也不曾轻视

——国图人百余年来从未停止搜求整理敦煌文献的脚步

光明日报记者 杜羽 方莉

  一件抄写着《妙法莲华经》的敦煌卷子,9米多长,需要102张照片才能把正反两面全部清晰记录下来。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员刘婷忙活了近3天,将这件敦煌文献制成高清图像,通过国际敦煌项目(IDP)网站免费向全世界读者公布。

  在藏经洞沉睡了近千年的敦煌文献,自1900年被发现后,屡经劫掠,散落世界各地。百余年来,几代国图人从未停止搜求、整理敦煌文献的脚步,即使片纸只字,也不曾轻视。惜之爱之,守之护之,坚持不懈地展示其风貌,揭示其价值,使一馆之瑰宝成为天下之公器。

即使片纸只字,也不曾轻视

早年用缩微胶卷拍摄的《妙法莲华经》卷三。图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中国人有能力保护祖先留传下来的文物”

  1910年,18箱敦煌卷子从甘肃运抵北京,交付京师图书馆。经历了洋人、国人近10年的掠夺与偷盗,终于有8000多件敦煌文献在自己的祖国找到了一个安稳的归宿。如今,国家图书馆依然保存着当年编写的敦煌遗书目录。

即使片纸只字,也不曾轻视

修复师胡玉清在修复敦煌遗书。图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国图最早的敦煌遗书目录,是按照《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顺序,每个字下编入100号卷子。”国图古籍馆敦煌文献组组长刘波介绍。在这8册蓝布封面的《敦煌经卷总目》中,每册首页的千字文号下都标注着“计十束”。刘波推测,当年这批敦煌遗书解运到北京,就是10件捆扎为1束,10束刚好是100件,正与每个千字文号下的100件卷子对应,“入馆之初,它们依然保持着10件1束的捆扎状态,千字文号就是按照当时的捆扎状态逐一编号的”。

  安逸有序的时光并不长久。20多年后,随着日军铁蹄的日益逼近,这些敦煌文献不得不开始又一次远行——转运上海以躲避战火的侵袭。先是进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仓库,后又移入法租界内的震旦大学。这些敦煌遗书没能在抗战胜利后就运回北平,而是推迟到了1950年年初。刘波分析,敦煌文献配备箱柜破烂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国家调拨、藏家捐赠、市场购买等多种方式,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文献不断丰富。2004年6月,16000余件敦煌遗书全部移入敦煌遗书特藏库,装进了特制的楠木柜中,保存条件得到空前改善。

  特藏库落成后,有国图馆员发出这样的感慨:“长期以来,国际、国内都有一种错误说法:国家太弱,与其让文物在国内得不到保护,不如让‘洋人’拿走,放在他们那里保护得更好。这种逻辑长期成为西方列强掠夺我国文物的借口。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人有能力保护祖先留传下来的文物,有能力用国家优秀的传统工艺修复那些损坏的文物,更有条件为这些文物配置相应文化背景、文化氛围的保护环境。”

  不负历劫仅存国宝,有益世界学术发展

  在京师图书馆写经室工作人员俞泽箴的日记中,留下了一则当年出借敦煌文献的记录:“援庵次长来,借去景教经一卷。”这天是1922年5月21日,援庵是史学家陈垣的字,“景教经”其实是一卷摩尼教残经,如今编号为BD00256。

  不久之后,陈垣写就了名篇《摩尼教入中国考》,解决了佛教史籍、碑刻文献中的诸多疑难问题,中国摩尼教史研究的大门自此打开,而这卷敦煌文献正是此篇论文的重要史料。

  在国图藏敦煌遗书的多种目录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陈垣编纂、1931年印行的《敦煌劫余录》。当时,有人作出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论断,认为敦煌遗书的精华不是流失海外,就是秘藏于私家,国图所藏“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而陈寅恪在为《敦煌劫余录》撰写的序言中提出:“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在陈寅恪看来,《敦煌劫余录》的发表,内可以不负历劫仅存之国宝,外则有益于世界学术的发展。

  在整理馆藏“劫余”敦煌遗书的同时,20世纪30年代,北平图书馆还将王重民、向达分别派往法国、英国。拍摄那些“被劫”敦煌文献,是他们最重要的使命。作为最早系统收集英法所藏敦煌文献的中国学者,王重民、向达拍摄的上万张照片,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学者研究敦煌文献的主要依据。

  敦煌文献数字化,时代赋予的新使命

  几代国图人搜求、整理敦煌文献,不仅为国存宝,而且为学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学术资源,推动着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发展。从馆内借阅,到影印出版,再到数字化网络发布,文献资料越来越丰富,获取途径越来越便捷,陈寅恪当年所感叹的“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的局面,已大为改观。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青年学者陈丽萍向国家图书馆提出申请,希望将编号为BD14685的敦煌卷子提前制成数字化的高清彩色照片,在国际敦煌项目数据库公布。国图满足了陈丽萍的要求,她随即完成论文《国家图书馆藏四件敦煌变文抄本研读记》,判定这件“失名”敦煌文献其实是《搜神记》的残片,而且可以与相关英藏文献进行缀合。

  刘波说,乌心怡、刘婷等3位同事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敦煌文献数字化工作,国际敦煌项目网站上的统计数字每天都有新的变化。到2017年2月10日,国图已上传4539件敦煌文献的158863幅图像,这意味着约占国图藏卷总数三分之一的敦煌文献已完成数字化。

  “当前公布的这些彩色图像,还满足不了学界的需要。我们一方面在加快敦煌文献数字化的速度,另一方面也根据学术需要,把那些学界迫切需要的写卷优先数字化,有不少学者像陈丽萍老师一样提出了申请。我们欢迎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提出类似的申请,只要卷子的状况适合数字化,且工作安排得过来,我们就会尽量满足学者的要求。”尽管人手有限,但刘波仍然希望,敦煌文献的数字化能早日完成,这是时代赋予他这一代国图人的新使命。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17日 05版)

[责任编辑:王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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