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

　　【读书者说】 

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

——读长篇报告文学新作《大国商帮》

潘凯雄（文艺评论家、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

　　法国人佩雷菲特先生在他的代表作《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谈到十九世纪中叶中英两国关系时有过如下美好的想象：“如果这两个世界当时增加接触，互相吸取对方最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比其他国家早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术和造纸，指南针和舵，炸药和火器的国家同那个刚刚驯服了蒸汽，并即将制服电力的国家把各自的发明融合起来，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信息和技术交流必将使双方的进步源源不断，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啊！”

　　看来，这位佩雷菲特先生尽管七次出任法国文化部长，但骨子里终究还是一位作家。1840年，鸦片战争的硝烟不仅彻底粉碎了作家的美好想象，更使清廷颓势尽显，战争一方面以清政府赔款割地之羞而结束，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中外贸易关系从番邦来朝的纳贡制进入了由法律和条约主导的契约制，至于这法律与条约是否平等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也就是打这时起，来自东方这个古老帝国的各种有识之士不得不直面并思考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这个GDP曾经世界之冠的大清朝何以就敌不过一个“蕞尔小国”派出的几千名远征军？而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亦由此开始留下蹒跚的脚印。后人在回望研究这段历程时，比较多地将目光投向了自那刻起开始“睁大眼睛看世界”的官吏、企望“实业救国”的“洋务运动”以及一批主张维新变法的知识分子们。这些当然都没问题，但这个进程中另一方重要的群体和形态——商人和贸易却自觉不自觉地被忽略或湮没了。

　　不敢说广东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商帮：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就是这样一部填补空白之作，但称其为强化与突出了商帮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则完全不为过。该书作者、著名报告文学家杨黎光在这部新作中开宗明义地坦言：“考察中国社会转型，追寻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脚印，一个长期被人遗忘的事实便是：得风气之先，最早感受到时代变迁，进而走在变革前列的，是明清以来一直在广东沿海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这个群体被称为：粤商。”他们“才是中国第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们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屹立在中西文明不断发生碰撞、冲突与融合的交汇点上，在历史风云变幻之际，承载起转型之重任，脚踏实地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或许正是为了补足这样的遗忘，杨黎光耗时三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大国商帮》的写作，不仅因为其中的内容涉及自明代大航海时代起至20世纪上半叶止的漫长浩瀚时空，更因为它要跨越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这显然是一次艰难的追寻之旅，但杨黎光终于将其浓缩于32万字的篇幅中。在《大国商帮》中，他为读者清晰地描绘出了粤商从明朝的海商到清朝行商、买办再到民国时期归国侨商所开创的“摩登时代”这样一条代代相传、层层递进、因时而易、顺势而为的发展脉络。而透过这条发展脉络，杨黎光进而条分缕析出粤商的两大特征：

　　——“浩瀚的大海使粤商获得了有别于徽商、晋商成长的经历与气质，他们始终站在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他们的成败兴衰，既反映了中国沿海商人面临世界大局变幻时的调适和应对，也折射了中国变革的艰难与成就”；

　　——“粤商的独树一帜，在于他们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传统商人单纯逐利的原始边界。粤商的演变史，浓缩了传统中国努力融入世界潮流，追求现代化的卓越历程”。

　　坦率地说，是否认同杨黎光的上述描述与评说在没有专门研究的前提下是没有资格妄评的，但他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新作至少有如下两点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首先，《大国商帮》将镜头聚焦于商，并以此探寻中国漫长而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之路的确是一个很有见地和价值的独特视角。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就始终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彷徨和选择，近代以来各方人士的多方探索虽给出了多种发展指向，但事实最终证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事关国计民生的社会经济形态。我们今天正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目标从本质上说依然是中华民族进行现代化转型历史进程的延续，鉴故知今，《大国商帮》展示的粤商也许只是社会经济形态中一个小小的细胞，但它的发展历程以及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则依然是今天我们值得研究与重视的。

　　其次，《大国商帮》的出现丰富了报告文学这一特定文体的既有模式。当《大国商帮》以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时，相信一定会有不少人发出这样的质疑：这还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报告文学吗？的确不全是。以往大家读到过的报告文学，要么以人物为中心、要么以事件为中心、要么以现象为中心，而在《大国商帮》中，时间纵横数百年，地域横跨欧亚洲，但基本上找不出一个贯穿作品始终的中心人物、中心事件和现象，取而代之的中心则只有一个：问题——粤商在近代中国转型中的历史作用。当然，如果说还有一个贯穿作品始终的人物的话，那就是作者自己始终在扮演着一个既是观察者也是思考者的角色。杨黎光将自己的这种写作命名为“思辨体报告文学”，似乎也不十分确切。所谓“思辨”只是不同报告文学中一种通用的手段或风格，并不足以构成“体”。我更倾向于将《大国商帮》理解为一种研究型的报告文学——围绕某个中心问题进行研究。这样一种文体在杨黎光2004年创作的《瘟疫：人类的灾难》中就已雏形初现，此后到《中山路》到《横琴》日渐丰满，到了这部《大国商帮》则可谓集大成。面上虽是以粤商为主角，但骨子里则不过是以此为媒而直面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艰辛与不屈这个核心问题，正因如此，《大国商帮》的这种写法才满盘皆活。这种以问题为核心构筑研究型报告文学的新探索既为杨黎光的个人气质与执意求新所致，也未尝不是时代所需求。试想一下：在当下这个互联网驱动下信息爆棚的时代，所谓人物、事件和现象都难逃在第一时间即刻传播开去的命运，而直面问题的沉思与研究则绝非“人工智能”所能完全取代，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黎光的这种研究型报告文学不仅适逢其时，更是为传统报告文学注入了一剂新活力，这同样是《大国商帮》带给我们的惊喜。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19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