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叶乐峰
“头重脚轻”的“指挥棒”，让大量科技成果难以走出实验室；“体弱多病”的“转化使者”，让科技成果难以迈过“死亡谷”；法律、法规、政策存在矛盾，让科技成果转化遭遇“执行难”……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的问题长期受到关注。
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头戏之一，自去年以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磅举措频出，受瞩目程度前所未有。如今这项改革进展如何？下一步该往何处发力？记者日前采访了我国科技部相关负责人。
奏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三部曲”
我国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畅，症结在于科技创新链条存在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
针对这些问题，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密集出台。2015年10月，修订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2016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2016年4月，国办印发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我国形成了从修订法律条款、制定配套细则到部署具体任务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三部曲’。”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说。
“三部曲”之外，还有更多的“协奏曲”：《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鼓励科研人员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获得合理收入；《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提高了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扩大了股权激励适用范围……
这些政策“大礼包”给科研人员送上了一颗“定心丸”，也激发科技转化的活力。目前全国各类技术交易市场超过1000家，2016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15.97%，达到11407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法规体系，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体制机制障碍有效破除。”李萌表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取得初步成效，有效调动了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形成了千军万马共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新局面。
“最后一公里”存在众多堵点
“虽然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已经初显成效，但还存在着‘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李萌坦言。
他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相关的配套政策还有待完善，比如科技成果作价入股涉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问题，比如科技人员技术入股税收政策还需要细化的问题。“这都需要相关的政策进行统筹配套，政策配套不够是我们的堵点。”
每个单位的落实情况不一致也是重要原因。“有的单位落实得好，有的单位落实得不好，有的单位观望气氛比较浓，特别是在担当方面不够主动的话，就会缺乏政策细化的具体措施和实施机制。”李萌感慨，这些原因让科研人员的获得感与国家颁布政策的预期有差距。
另外，还缺乏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跟国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相比，我国的高校和院所普遍缺乏专业化的转移机构和转移人才。“比如像以色列的‘Yeda’那样的机构，不能说我们没有，至少没有起到那样的效果，也没有达到那样的转移转化的水平和规模。”李萌举例。
李萌认为，加强相关政策的细化和落实，既有国家层面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要完善符合科技成果转化特点的国有无形资产管理政策，也需要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主动作为，结合自身实际，拿出针对性解决办法。
构建全链条市场化技术转移体系
另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不畅的部分原因是转移转化链条未能有效衔接，技术转移体系还不健全。对此，李萌从专业化机构、人才队伍、区域转化、资金支持等方面提出了努力方向。
李萌表示，应该在有条件的高校院所以及市场化机构中，推动建设一批示范引领性的技术转移机构，更好地服务于高校院所成果转化。
“希望我们的高等院校能出现一批著名的技术转移机构，能对我们学校的科研成果，在技术、资本、市场、知识产权管理和服务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贺德方说。
构建区域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体系。“适当扩大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布局，按照国家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我们要建10个左右，现在已经建了3个，要引导更多基础条件好的地方开展试点示范。”李萌说，还要健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转化应用体系，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
李萌表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个高风险的过程，需要雄厚的资金保障，还要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扩大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规模，加快设立创业投资子基金，研究启动贷款风险补偿工作。总体看，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初步形成了多渠道、多种方式共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新局面。但是也要看到，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还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有效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的各个环节。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24日 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