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论坛·温故】
作者：耿振东（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2015年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 应对世界经济挑战》的主旨演讲，他指出：“中国古代哲人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人民，必须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出自《管子·治国》。在《管子》一书中，富民的内涵主要是鼓励人民广积五谷。《管子》认为，五谷是“万物之主”，是“民之司命”，人离开五谷不能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积粟是“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那么，怎样做到广积五谷呢？《管子》提出“农事胜则入粟多”，即让人民专心务农、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为此，《管子》设计出一系列的重农方案。比如，本着“均，则民不憾”的原则，以是否适宜耕作为标准合理分配土地；实施“相地而衰征”，根据土地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赋税标准；劝导人民精耕细作、因地制宜，使“务地利”等。
《管子》又说：“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回看历代王朝，但凡国泰民安无一不是统治者竭力使人民富裕的结果。西汉前期，“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开创了文景之治；唐太宗年间，“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成就了贞观之治；明成祖时期，“宇内富庶……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也成为明王朝少有的治世。“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人民的仓廪是否充实，广阔的土地是否开垦，是吸引他国游民、稳定本国人民的根本条件。西汉郦食其说：“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统治者要赢得人民的尊重支持，要想国治民安，必须把解决人民最基本的衣食问题当作国家头等大事。孔子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墨子说，“民富国治”；荀子说，“下富”即人民富裕了，国家也会跟着富裕起来，如果百姓贫穷，国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东汉王符认为治国“以富民为本”；清初唐甄则认为，治国“不以富民为功”却幻想天下太平，只能是“适燕而马首南指”，结果适得其反。
孔子游历卫国，学生冉有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首先说：“富之。”冉有问接下去怎么做，孔子说：“教之。”这种先富后教的治国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详尽诠释。孟子认为，只有让人民拥有足以摆脱贫困的生产资料即“恒产”，人民才会接受统治者的教化，才会趋而向善。依孟子的设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有了稳定的生活资料，人民就会踏踏实实地跟着统治者走。在这个基础上，国家对他们“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就容易多了。做到这些，天下的人就没有一个不来投奔顺服的。既富且教，完全符合人类求生、求富、求善的本能欲望，因而具有被充分实践的可能性。
古代思想家之所以强调治国富民，是因为生活问题的解决直接决定着人民对礼义的遵守。《管子》“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较早表述了这一思想。之后，司马迁又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命题：“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人民富裕了，社会就容易管理，好的社会风尚就容易形成。北宋李觏甚至认为，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上下长幼、君臣师友、死丧祭祀无一不是“礼之本”。众所周知，礼是古代社会的根本大法，李觏把饮食衣服、宫室器皿看作礼的内容，实际上指出礼不仅包括社会纲纪伦常，也包括人民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
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富民思想由单纯依靠农业转向农工商并重。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经济活动的三个部门——农工商缺一不可，因为“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于是，人们提出“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的富民思想，即不仅重视农业，还积极发展手工业制造人民需要的日用器具，积极发展商业使物资互通以方便民众的生产生活。但不管采取哪一种富民方式，都必须建立在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经济、制定富民政策的有益参照。
《光明日报》（ 2017年03月04日 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