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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2017-03-04 05:48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光明论坛·温故】

  作者:耿振东(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2015年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 应对世界经济挑战》的主旨演讲,他指出:“中国古代哲人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人民,必须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出自《管子·治国》。在《管子》一书中,富民的内涵主要是鼓励人民广积五谷。《管子》认为,五谷是“万物之主”,是“民之司命”,人离开五谷不能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积粟是“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那么,怎样做到广积五谷呢?《管子》提出“农事胜则入粟多”,即让人民专心务农、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为此,《管子》设计出一系列的重农方案。比如,本着“均,则民不憾”的原则,以是否适宜耕作为标准合理分配土地;实施“相地而衰征”,根据土地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赋税标准;劝导人民精耕细作、因地制宜,使“务地利”等。

  《管子》又说:“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回看历代王朝,但凡国泰民安无一不是统治者竭力使人民富裕的结果。西汉前期,“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开创了文景之治;唐太宗年间,“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成就了贞观之治;明成祖时期,“宇内富庶……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也成为明王朝少有的治世。“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人民的仓廪是否充实,广阔的土地是否开垦,是吸引他国游民、稳定本国人民的根本条件。西汉郦食其说:“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统治者要赢得人民的尊重支持,要想国治民安,必须把解决人民最基本的衣食问题当作国家头等大事。孔子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墨子说,“民富国治”;荀子说,“下富”即人民富裕了,国家也会跟着富裕起来,如果百姓贫穷,国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东汉王符认为治国“以富民为本”;清初唐甄则认为,治国“不以富民为功”却幻想天下太平,只能是“适燕而马首南指”,结果适得其反。

  孔子游历卫国,学生冉有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首先说:“富之。”冉有问接下去怎么做,孔子说:“教之。”这种先富后教的治国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详尽诠释。孟子认为,只有让人民拥有足以摆脱贫困的生产资料即“恒产”,人民才会接受统治者的教化,才会趋而向善。依孟子的设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有了稳定的生活资料,人民就会踏踏实实地跟着统治者走。在这个基础上,国家对他们“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就容易多了。做到这些,天下的人就没有一个不来投奔顺服的。既富且教,完全符合人类求生、求富、求善的本能欲望,因而具有被充分实践的可能性。

  古代思想家之所以强调治国富民,是因为生活问题的解决直接决定着人民对礼义的遵守。《管子》“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较早表述了这一思想。之后,司马迁又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命题:“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人民富裕了,社会就容易管理,好的社会风尚就容易形成。北宋李觏甚至认为,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上下长幼、君臣师友、死丧祭祀无一不是“礼之本”。众所周知,礼是古代社会的根本大法,李觏把饮食衣服、宫室器皿看作礼的内容,实际上指出礼不仅包括社会纲纪伦常,也包括人民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

  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富民思想由单纯依靠农业转向农工商并重。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经济活动的三个部门——农工商缺一不可,因为“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于是,人们提出“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的富民思想,即不仅重视农业,还积极发展手工业制造人民需要的日用器具,积极发展商业使物资互通以方便民众的生产生活。但不管采取哪一种富民方式,都必须建立在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经济、制定富民政策的有益参照。

  《光明日报》( 2017年03月04日 06版)

[责任编辑:徐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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