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郝春文（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本期主题：敦煌古代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
主持人语
敦煌古代文化遗产，主要指敦煌石窟、敦煌遗书以及敦煌地区的古代遗迹和文物。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批文化遗产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敦煌石窟中保存的精美雕塑和绘画，是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美学史和生产、生活诸多方面的重要图像资料。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六万多件敦煌遗书，对历史、宗教、社会、地理、民族、语言文字、文学和天文、历法、算学、医学等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100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这批文化遗产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相对而言，以往学术界对其学术价值阐发较多，但对其与当今社会和一般公众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关注较少。本期组织的三篇文稿，分别从不同方面对这一问题略作阐述。
莫高窟第290窟菩萨—北周（图片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敦煌文化遗产：盛世风采肇复兴
作者：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首都文化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敦煌古代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表现在很多方面，本文拟从两个角度试作阐述。
一、可以使公众领略古代中国处于世界领先时期的风采
敦煌古代文化遗产的主体是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文化遗存。在这个长达700年的时间段，中国是世界上制度最先进、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兴盛的国度，科学技术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遗书等文化遗产所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时期的社会风貌。
要而言之，敦煌古代文化遗产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1.追求宏大和厚重的情怀
这个特点以唐代的遗存表现最为鲜明。敦煌莫高窟仅有两尊巨像，即第96窟高达33米的北大像和第130窟高达26米的南大像，分别兴建于武周延载二年和唐开元年间。同一时期，在敦煌以外的地区，也出现了巨形佛像，如始建于开元年间的四川乐山嘉定大佛（高达71米）等，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这种时代风貌在敦煌壁画上的表现，就是一部经画满一壁的巨型经变的出现。如莫高窟第220窟南壁的贞观十六年阿弥陀经变（西方净土变），以阿弥陀佛为中心，场面宏大，色彩绚丽，有大小人物近百人。这些鸿篇巨制不仅可使公众充分领略唐代匠师处理巨型题材的惊人能力和气魄，也以具体的形象展示了大唐王朝的雄伟风姿。
2.女性处于开放和张扬的时代
从敦煌遗书和其他相关记载来看，北朝隋唐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也相对比较开放。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十余件离婚协议书（放妻书）样式。从这些材料来看，当时协议离婚的原因既有“不敬翁家”（见P.3212背“夫妻相别书”样式），也有“不和”（见P.3730背“放妻书”、S.6537背“放妻书”样式）、“不悦”（见S.5578“放妻书”、S.6537背“放妻书”样式）等因由。“不敬翁家”属于古代可以休弃妻子的“七出”之一，即“不事舅姑”（按“舅姑”即公婆——引者）。而“不和”和“不悦”不见于“七出”，应属双方情意不和，即感情不和。说明当时女子离婚再嫁都很自由，甚至可以因感情不和而协议离婚，不像宋代以后那样讲究贞节。
北朝时期的石刻题记和唐代的敦煌遗书还记载当时的女子可以结成社团从事社会活动。如S.527“后周显德六年正月三日女人社再立条件”，就是一件由15个女人自愿结成的社团，从事丧葬互助和佛事活动。另，敦煌遗书S.4705记载敦煌的女子在寒食节以足踏地，连臂成行，边踏边歌。这都说明当时的女性并非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是可以自由地在外面行走，从事各种社交活动，甚至节日期间还可以在公开场合跳集体舞。中国古代仅有的两个女皇，一个武周皇帝武则天，一个农民起义的女皇陈硕真，都产生于唐代，应是当时妇女社会地位较高的具体反映。以上事例表明，北朝隋唐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范围，和宋以后的记述差别很大。
3.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在唐前期的敦煌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汉文化。唐前期的敦煌有许多传授汉文化的官私学校，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道教也十分盛行，并有由道学博士主持的道学学校。
汉文化之外，在曹魏时期就传到敦煌的佛教，在唐前期达到了极盛。当时在敦煌城东一里处有中亚粟特人信奉的祆教（拜火教）神祠。这所祆庙周回五百步，院内立舍，舍内画有神主，共二十余龛。在敦煌遗书中保留的晚些时候的敦煌白画中，也有祆教尊奉的神的形象。唐前期敦煌还有景教寺院，名为大秦寺。藏经洞中就保存了七种景教经典，并且有景教经目一卷，记录景教经典36种，分别为初唐和中唐译本。此外，藏经洞中还发现了开元年间写的摩尼教经典。这些都反映了西亚、中亚宗教在敦煌流传的情况。
就敦煌石窟艺术而言，无论是壁画还是塑像，中西文化交融的事例都数不胜数。因为敦煌石窟艺术是一种宣传佛教思想的文化艺术，这种佛教艺术与佛教一样发祥于印度。所以，它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早期敦煌石窟艺术在内容结构、人物造型、绘画技法和衣冠服饰等方面，都具有中西结合的特征。如敦煌莫高窟第272窟西壁的壁画，既采用了传自印度的“天竺画法”，也使用了继承汉晋壁画的传统汉地线描；其人物的衣冠服饰混杂了印度、波斯的装束，但其顶部的藻井，却是模仿我国古代建筑顶部的装饰。
总之，唐前期的敦煌汇聚了中国、印度、中亚、西亚、希腊等不同系统的宗教、文化、艺术。那时因为我们制度先进、文化发达，所以我们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与胸襟。中古时期的敦煌古代文化可以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处于领先时期充满活力的脉动。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而传承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就是要深入了解古代的历史文明。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主要是通过学习古代的经典文本、阅读史籍和欣赏古代的文化遗存。与阅读文字资料相比，欣赏古代文化遗存具有更生动、更具体、更直观的特征。精美的古代敦煌文书和石窟艺术遗存等敦煌文化遗产都具有资料和文物双重价值，是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载体。那些楚楚动人的菩萨、勇猛刚毅的天王、精美绝伦的绢画和令人叹为观止的古代文书等至今仍有震撼人心的魅力，向我们诉说着先人曾经创造的辉煌。这些都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二、可以获得宝贵的启示和创新灵感
对敦煌古代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获得很多宝贵的启示。如学术界通过对敦煌写本长期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很多写本具有个性特征。这类具有个性特征的写本，是个人使用的具有笔记本性质的文本。这类文本往往内容庞杂，与印刷术流行以后的印本书籍差异很大。如果用印本时代形成的认知模式来看待这些具有个性特征的写本，就很可能在无意中将其个体特征默认为一般现象，也容易对这类文本内容产生误读和困惑。这个事例提示我们，用近现代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模式解读古代文本，既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优越性，有时也会因时代局限而产生盲区。
欣赏敦煌古代文明成果，还可以激发当代人的创新灵感，创作出新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成果。如我国的舞蹈工作者在借鉴敦煌壁画之乐舞图像的基础上，创作出了敦煌舞，并形成了敦煌舞派，饮誉中外的舞剧《丝路花雨》就是敦煌舞派的代表作。在音乐界，也已有人依据敦煌壁画中的乐器资料，尝试复原带有敦煌特色的古代乐器。
国内外美术工作者对敦煌石窟艺术的借鉴由来已久，临摹敦煌的彩塑和壁画是很多美术学院国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古代石窟艺术是滋养中国美术人才的重要土壤。敦煌莫高窟的窟顶壁画保存了大量的图案图像资料，这些图案大多色彩鲜艳、精美绝伦，融合了中西文化元素，对当今的图案设计应有重要借鉴价值。
敦煌遗书以写本居多，六万多件自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写本都是古代书法的标本，其书体包括隶书、行书、楷书、草书，很多写本的书法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欣赏和研究这些古代写本，相信对当代的书法创作亦有助益。
总之，在借鉴古代敦煌文化遗产推陈出新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无论是文学工作者、美术工作者，还是音乐舞蹈工作者，乃至建筑学家、书法家、医学家都可以从丰富的敦煌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并据以创造出新的成果。
当前，我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深入研究敦煌古代文化遗产，可为这一发展战略提供历史借鉴。如果把古代的丝绸之路看作经济、文化交流的网络，这个网络经由的城镇就像一颗颗珍珠，由于敦煌位居丝绸之路的咽喉，所以它是丝绸之路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敦煌石窟和藏经洞文书中保存了很多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资料，记录了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对这些资料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古代丝路沿线国家交往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实施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提供有价值的背景资料和有益的历史借鉴。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景云二年（711）赐沙州刺史能昌仁敕》局部
敦煌语言文学文献：探源寻迹话今用
作者：张涌泉（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清末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六万多件敦煌遗书，其中包括数量浩繁的语言文学文献资料。举其要者，语言方面如失传已久的《切韵》系韵书，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字样学著作《正名要录》，我国最早的民间俗语词词典《字宝》，最早的名物词词典《俗务要名林》；文学方面如我国最早的词集《云谣集》，最早的女诗人诗歌选集《瑶池新咏集》，久已失传的古代讲唱文学作品变文，以王梵志为代表的唐代白话诗，唐代第一长诗《秦妇吟》，等等，震动了整个世界，其重要价值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这里，笔者想从文献探源、文脉传承、文化自信三个角度就敦煌语言文学文献的当代价值谈一点不成熟的认识。
一、文献探源
我国传世的古书，主要是以宋以后刻本的面貌呈现的。然而刻本以前的情况如何，往往不甚了然。其实唐代以前的古籍流传到今天，必然要经过宋代之前一次又一次手抄相传的过程，写本是古代文献传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这些写本古籍因其去古不远，未经后人校改，更多地保存着古书的原貌，是了解古书源流演变和整理校勘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敦煌文献是我国古代写本文献最重要的发现，这方面的价值就进一步凸显出来。如宋人编的韵书《广韵》，据说改编自隋陆法言《切韵》。但宋代以后《切韵》失传，详情不得而知。敦煌遗书问世以后，人们才陆续发现了《切韵》系韵书写本近五十个卷号。这些韵书的发现，不但使我们有可能窥知陆法言《切韵》原书的大致面貌，了解唐五代人对《切韵》的增订情况，而且使我们得以更深刻地了解《广韵》和《切韵》的关系，明白《广韵》是如何在《切韵》系韵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姜亮夫先生说这些韵书是“学术上的一种伟大的发现”，并非溢美之词。
又如《将进酒》是李白的名诗，今天的传本前面三段是这样的（原诗每段换韵，韵脚用黑体标出）：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其中“天生我材必有用”更是这首名诗中的名句，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激赏。然而敦煌写本伯2544号、伯2567号、斯2049号都抄有此诗，此句却作“天生吾徒有俊才”。哪个对？就精辟性而言，恐怕大家都会说今本对。然而仔细研究李白诗歌的格律，就会发现敦煌本更可取。原来李白诗歌在转韵时，非常讲究“逗韵”的技巧，即转韵时第一句的末字先押新转入的韵脚，以迎接下一段的新韵。“天生吾徒有俊才”正是转韵的第一句，末字“才”与下文“来”“杯”押韵。而今本“用”字不押韵，是一个例外（参看黄永武《敦煌的唐诗》）。由此可见，敦煌本合于李白诗歌换韵的特点，应该是其原貌，而今本则可能是后来的“好事者”臆改的结果。正是依赖于敦煌本的发现，我们才得以了解其讹变轨迹，否则日读“误书”而不知，就很难发现其中的隐秘了。
二、文脉传承
文脉的传承，事关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发展。敦煌语言文学文献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积淀着珍贵、多样的精神财富，加强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对中华文脉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的传承，理当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弘扬那些优秀的部分。打开敦煌文学作品，我们不但可以欣赏到瑰丽的丝路风光，多彩的民俗风情，也不时可以感受到先贤们对人生、对社会深刻的思考。这里仅以王梵志诗为例。王梵志是唐初的一个通俗诗人，宋人笔记和日本古代书目中都有关于王梵志诗的记载。但明代以后其人其诗就销声匿迹了。幸运的是，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三十多个王梵志诗的写本，存诗近四百首。王梵志的诗基本上用口语写成，清新自然，表现的多是下层人民的困苦生活和思想情绪，同时又富有哲理。如下面的三首诗：
吾有十亩田，种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树，绿豆两三窠。热即池中浴，凉便岸上歌。遨游自取足，谁能奈我何？
自生还自死，煞活非关我。续续生出来，世间无处坐。若不急抽脚，眼看塞天破。
生死如流星，涓涓向前去。前死万年余，寻入微尘数。中死千年外，骨石化为土。后死百年强，形骸在坟墓。续续死将埋，地窄无安处。已后烧作灰，飏却随风去。
第一首，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处于世外桃源中的优哉游哉、自得其乐的隐士形象，读后令人神往。第二首描述世上人满为患，担心毫无节制的生育，不但让人无地可住，还会“塞天破”。最后一首有感于人多墓多，长此以往，不但无地安葬，也将无地可耕，那将是何等恐怖的场景！所以诗人倡导火葬：“已后烧作灰，飏却随风去。”那又是何等的洒脱！王梵志大约是我国古代第一位痛感需要控制人口爆炸的诗人，也是第一位反对土葬、呼吁保护耕地的诗人。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这样的诗作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有极强烈的警示意义和教育意义。
三、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近年不断见诸报端的一个热词。如何做到自信？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立足于包括敦煌文献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消化、吸收，积厚度，蓄底气，才能避免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中失去话语权，避免在纷至沓来的外来文化面前迷失自我，才能推陈出新，引洋出新，发展、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比如汉字繁简的优劣，是个老话题。其实汉字的简化并非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汉字本身发展规律的体现，是千百年来群众意志和愿望的体现。敦煌写卷中简化字之多，使用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人民群众汉字简化的愿望和汉字简化的必然趋势。今天我们通行的简化字，其实许多都可以在敦煌文献中找到依据。比如辭作辞、亂作乱、趨作趋、繼作继、斷作断、門作门、堅作坚、盡作尽、糧作粮，等等，都是敦煌写本中经常可以见到的。又如高兴的“興”，简化字作“兴”，过去人们虽然知道它来源于草书，但并没有举出古人已有写作“兴”的实例，而现在敦煌写本恰恰为我们弥补了这一缺憾，如斯328号《伍子胥变文》：“祸乱不作，灾害不。”斯2113号《唐沙州龙兴寺上座沙门俗姓马氏香号德胜宕泉创修记》：“弟僧龙寺临坛大德法真，威仪冰操，不若（惹）纤尘。”皆其例。面对这样一批我们的老祖宗自己创造并且使用已久的简化字，我们有什么理由妄自菲薄呢！
又如中国的“國”，简化字作“国”，过去不少人以为是学日本，这也是日本人津津乐道的一个例子。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竟然连自己的国名用字也要拾人牙慧，不免让人感到遗憾。其实“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字。大约六朝前后，出现了“囗王”会意的俗字“囯”，敦煌文献中不时可见这样的“囯”字；敦煌字书斯388号《正名要录》称“囯”是“國”的“讹俗”字——这是“囯”字最早被辞书所收载。手写文字有喜欢增加点画的习惯，于是“囯”又有人加点写作“国”。如敦煌写本斯541号《毛诗故训传》之《邶风·式微·小序》毛传：“黎侯为狄人所逐，弃其而寄于卫。”伯2838号《云谣集杂曲子·拜新月》：“泰时清晏，咸贺朝列多贤士。”——这是“国”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所以日本汉字“國”字作“国”，不过是承袭了中国汉字的俗书罢了。
莫高窟第320窟—南壁—飞天—盛唐（图片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敦煌艺术：古为今用谱华章
作者：赵声良（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敦煌艺术代表了4—14世纪中国佛教艺术的重要成就，为全面认识中国艺术史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对于当今的艺术创新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敦煌艺术在当代社会的价值谈两点看法。
一、敦煌艺术是当今艺术创新的不竭源泉
艺术创新应该以深厚的传统为基础。没有对传统的继承，所谓“创新”只能是无本之木。20世纪以来，由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敦煌学的兴起，很多艺术家们开始关注敦煌，人们认识到了像敦煌艺术这样由古代无名艺术家们创造的艺术富有极强的生命力，在当今仍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画家张大千曾在敦煌长期临摹壁画。经过敦煌艺术的熏陶，他在人物画方面有了新的风格，由于对色彩的领悟，使他在山水画、花鸟画上采用极为大胆的泼墨泼彩法，尤其在晚年的作品中，张大千已经把敦煌壁画中那种恢宏的气度和绚烂的色彩自由地运用于山水画、花鸟画中。
潘絜兹曾长期从事敦煌壁画的临摹和研究工作。他创作的《石窟艺术的创造者》，便是直接以他在敦煌石窟临摹的切身感受而画出的。董希文也曾在敦煌学习、临摹壁画，他的油画中往往体现出东方式的平面感。他钟情于西部少数民族风情，画过很多表现少数民族的作品，如《哈萨克牧羊女》在构图和人物形态的表现上体现出敦煌艺术的特色，飘起的头巾、衣服的裙摆，也都可以感受到敦煌壁画中人物造型的特征。油画巨制《开国大典》，不论近景中的人物布局、远景中的空间安排以及色彩明暗的对比等等，都可以感受到敦煌艺术给予画家的深刻影响。此外，曾在敦煌工作过，并在艺术创作中充分发扬了敦煌艺术的优势，创作出富有影响力作品的艺术家还很多，如常沙娜在设计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建筑的装饰时，充分利用敦煌壁画中的元素来创作，形成了富有民族精神的工艺装饰。
敦煌石窟中的音乐舞蹈也是极富生命力的，尤其是在现代艺术的创作中，敦煌舞蹈给艺术家们极大的启发，促成了一系列敦煌风格的音乐舞蹈艺术。最早从敦煌艺术中获得灵感而进行舞蹈创作的，首推舞蹈家戴爱莲，她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成功地推出了飞天舞。戴爱莲1945年曾住在张大千家中，得以朝夕观摩张大千所临摹的敦煌壁画，揣摸敦煌飞天的意蕴。
20世纪80年代初，由甘肃省歌舞团精心创作的《丝路花雨》搬上舞台，获得巨大成功。该剧的编导刘少雄、许琪等率领相关工作人员数次赴敦煌观摩学习，向敦煌研究院的专家请教，对壁画中的舞蹈形象进行反复的研究。这部以丝绸之路重镇敦煌为历史背景的舞剧，再现了大唐盛世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历史故事。同时，以敦煌壁画艺术中舞蹈形象为特色，尽情展示其中飞天伎乐、反弹琵琶舞等极富民族文化特色的舞蹈艺术。《丝路花雨》的成功，不仅广泛地展示了敦煌艺术的无穷魅力，而且，在音乐舞蹈领域掀起了一个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艺术的高潮，受其影响，《仿唐乐舞》《新编霓裳羽衣舞》《编钟舞》《龟兹舞》等等取材于传统文化的舞蹈相继推出。舞蹈家高金荣还编创了一套“敦煌舞教程”，由此而产生了如“千手观音”等著名舞蹈节目，使敦煌舞蹈更加深入人心。近年来创作的《大梦敦煌》，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敦煌石窟艺术中包含壁画、塑像、石窟建筑等艺术门类，在壁画中又有音乐、舞蹈、飞天、佛像、菩萨像、供养人服饰、装饰图案等多样化的内容；有佛经故事、历史故事等艺术素材；也有壁画色彩、技法、构图、布局等艺术手法。它们都是进行现代文化艺术创作的宝贵资源库。这些文化元素已被广泛运用到城市象征、品牌标志、工艺品设计、服装设计、数字出版、动漫、影视、纪录片等现代文化艺术的创作当中，无数中外艺术创作者从敦煌艺术中获得了灵感。
随着互联网科技和文物数字化保护技术的发展，一些高新科技，如沉浸式新媒体、球幕电影等使我们获得了对敦煌文化遗产的全新体验效果。以数字化技术手段展现敦煌文化成为新世纪以来的重要探索，数字技术已经开始应用在敦煌文化创意开发的各个方面，例如，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技术制作的《千年莫高》是一部高质量纪录片；《梦幻佛宫》是实景还原文物的大型球幕电影，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8K画面分辨率的球幕电影节目。此外，已有不少艺术家利用敦煌故事、敦煌元素创作出一些富有特色的动漫作品。
二、敦煌石窟是敦煌旅游产业发展的文化根基和宝贵资源
敦煌的文化遗产一直是吸引世界各国人民来华旅游的重要因素。敦煌文化遗产的稀缺性及其艺术价值，也使其成为文化创意的源头活水，为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无尽动力。敦煌石窟及其代表性的符号——“敦煌飞天”“反弹琵琶”“千手观音”“供养菩萨”“莲花童子”“胡旋舞伎”等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经典佳作，它们被加工、改造运用到多种文化旅游产品和文创产品中，深受观众喜爱。
近年来，敦煌莫高窟的旅游发展迅猛，给敦煌地区以及甘肃省带来了经济收益，极大地促进了敦煌一带旅游经济的发展，给本地百姓带来了实惠。甘肃省也在努力打造以敦煌为龙头的旅游产业。敦煌研究院还通过在全国以及国外举办敦煌艺术展览的形式，把敦煌艺术传播到世界各地，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光明日报》（ 2017年03月13日 14版）
中国·西安 2024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