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能忽视“人”

2017-03-14 05:1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思想汇】   

  独家对话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教育不能忽视“人”

光明日报记者 邓晖 王庆环

  十年来,钱颖一作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几乎放弃专业上的研究,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管理和教育改革中。他是行动派,更是思想派,十年累积下的教育思考已成为《大学的改革》上下两卷厚厚的著作。面对今天中国教育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这位致力于教育改革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教育有着怎样的体认?在他眼中,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又该如何应对?本期,记者独家对话钱颖一。

教育不能忽视“人”

  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下,学生和育人更容易被忽视

  记者:在你看来,目前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钱颖一:我一向主张“大学为学生”,但这样一个主题并非显而易见,也远非共识。事实上,学生、教师、社会、国家都是大学的“利益相关者”;教书育人、研究探索、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组成大学的使命。在实际工作中,在兼顾四个方面的同时,在不同时期,总会有不同的优先和侧重。当前,中国教育界最大的现实问题是,在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下,教师和研究、服务国家和社会更容易获得优先考虑,而学生和育人更容易被忽视。

  什么容易被度量,什么就容易被完成。科研、项目容易被度量,育人、教学天然不容易被度量,难度量就难产生激励,于是也就难完成。回溯根本,大学的使命到底是什么?难道只与研究相关,与教育无关?是否只与在《科学》《自然》杂志上发论文有关,与诺贝尔奖得主有关,就没有别的了?我听过清华一位教授的一句话,简单,却有道理。他说,大学研究做得不好,肯定不能算一流;但如果教学搞不好,那连大学都不能算了。

教育不能忽视“人”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经济学视角对我们思考教育问题很有启发。在我看来,教育产出有两个维度——“人”与“才”。关于“才”,谈得很多,比如拔尖创新人才、人才引进等,但教育只是为了育“才”吗?不是。“人”的维度更重要,“人”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投入品,更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中国文化、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人”的,但在近代为了追赶发达国家,教育转向了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传授,经济增长似乎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相应地产生了当前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人”的价值就被严重忽视了。

  记者:具体到办学过程中,产生教育忽视“人”的原因有哪些?

  钱颖一:这既有高等教育的原因,也有高校之外的社会原因,但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对于本科教育的忽视。就全国来说,本科生远远多于研究生。就重点大学来说,本科生的生源质量在整体上高于研究生。但我这些年来发现,在重点研究型大学中,对研究重视,对本科教育不够重视,表现在对本科生教育投入不够,学校花的精力不够,对教师激励不够。

  第一,是理念上的偏向。现在一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好像就是指研究成果、发表论文,导致这些指标成为教育领域中的GDP。对研究重视是应该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些评价的重视导致了对本科教育的轻视。以广为流传的几大大学排行榜为例,几乎没有反映本科教育水平的指标,但却成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风向标,不仅影响中国,而且影响世界。

  第二,是时间上的配置。从主观层面来讲,国内大学教师太忙,国外教授也忙,但没有这么多论坛、会议、兼职。我在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教书时就有很深体会:哪怕你是诺贝尔奖得主,教不好书,就不会被认为是好教师。再大牌的教授,每学期必须上课,每周必须安排office hour(教授与学生面谈时间),帮学生解答学业中的问题。但在国内,只要你想,越有名的教授社会事务就越多,在没有保证给学生时间分配的制度下,学生很难见到教师。从客观层面来讲,国内高校生师比也太高,不少大学的硕导、博导每人要同时带几十个学生,平均到每个人身上的时间可想而知。

  第三,是激励上的匮乏。现在国内大学对教师在教学上可以说是没激励、甚至反激励。教师的评价体系是个价格系统,往往是鼓励论文发表,所以教师就一篇篇地数论文篇数。人做事都是在资源限制的条件下做选择,当精力、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会选择最有激励性的选项。

  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千篇一律,突出的少

  记者:教育忽视“人”,会带来哪些影响?

  钱颖一:大众对中国教育的意见不少。平心而论,中国教育有其优势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学生的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学生水平比较整齐,即“均值”较高。这种特点对于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因为在这个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追赶。扎实的基础知识加上整齐的水平,有利于“模仿与改进”的发展模式。这对于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来说,并不坏,甚至是必要的。

  但中国教育的问题也非常突出:学生以考试为导向,死记硬背,只关心标准答案,追求高分数,对知识没有好奇心,对真理没有追求欲望,由此导致创造性、创新性不足,就毫不奇怪了。这种教育方式也使得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千篇一律,突出的少,有特点的更少。这对于致力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来说,问题可就大了。

  记者:你曾长期在美执教。在这点上,美国大学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钱颖一:我们对美国大学的看法有一个误区,就是只认可它的研究水平。其实,美国大学的本科教育也很突出。有人说美国大学的本科生培养不行,那是衡量标准不一样。我们的衡量标准通常是看基础知识是不是扎实,微积分是不是学得好。这方面我们肯定比他们强。但是,如果看它对一个人的整体培养,包括知识、能力、价值等各个方面,美国的本科教育无疑就有优势了。

  我的博士论文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斯金曾同我说过,美国大学本科的通识教育的优势还没有被世界其他地方所认识,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为什么呢?通识教育不同于专业教育,它不是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而是培养学生的眼界和视野、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同时,也塑造学生的价值观。

  我们过去总认为大学就是知识传授、知识获取的地方,在这种理念下,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是符合逻辑的学习方式。但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爱因斯坦在获得诺贝尔奖不久后曾到美国访问,有记者问他:“声速是多少?”爱因斯坦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但他拒绝了。他说:“我不需要记住它,因为书里都有答案。”然后他说:“大学本科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记住许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从这点说,通识教育就是训练大脑如何思考,而思考是创新的起点。

  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

  记者:大学怎么做,才能真正做到从“人”的维度出发,做到“为学生”?

  钱颖一:教育如何体现“育人”?这其中固然涉及评价导向、教师激励等问题,我仅从教育路径的角度来谈,那就是“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

  我在美国的大学待了二十多年。我知道,在本科阶段的专业知识上,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赶上。比如美国的经济学本科专业课程,基本上就七八门课,最多不超过十门课,全部学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难就难在通识教育,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在目前的中国尤其如此。

  第一,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在高考选拔制度下,应试教育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形成了文科靠死记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题的学习方式,导致学生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想象力和好奇心不足,进入大学的多是这样的学生。

  第二,目前中国大学教育中的专业教育不仅强势,而且专业设置过专过窄,这会使人的思维方式变得更加狭隘。

  过去几年,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培养方案发生了重大变化。不管是什么专业,本科一二年级学生都要学习通识教育课程,学分占到总学分近一半。但仅有通识教育是不够的,还要有“个性发展”。我们的做法之一是把必修学分减下来,给学生更大的自由度。

  记者:这样设计,学生会不会上许多的课,反而没有思考的时间?

  钱颖一:的确,国内大学里要上的课实在太多了,学生的课程表安排得满满登登,以致每天都在赶课、做作业。其实,这是一个供给侧的问题,因为缩减课程的数量,就必须提高课程的质量,那对教师的要求就会很高,而目前国内大学的整体教师水平还达不到。从某种意义上讲,量可以做质的替代品。这种情形要改变,教师的水平就必须提高。

  记者:当了十年院长,你有哪些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上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钱颖一:把通识教育和个性发展的课开好,上好,这一点很不容易,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很艰难。在供给方面,好老师不容易请到。比如《中文写作》课,很难找到老师教,因为中文系老师要做研究,没兴趣。再比如,《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很难教,因为我们的知识结构和传统的教学方法,都不适合这类以讨论和争辩为主的教学。在需求方面,如何激发学生对通识课程的兴趣和动力,也是问题。在一个浮躁的大环境中,学生更希望学那些对找工作有直接帮助的课程,所以某些专业课程更有吸引力。但是这些年来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目前从毕业生那里得来的反馈还很不错。我相信我们的道路会越走越宽。

  《光明日报》( 2017年03月14日 13版)

[责任编辑:孙宗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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