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童绝非“家务事”

　　【新闻随笔】

　　作者：刘文嘉

　　儿童周边亲友、学校、社区的态度，才是虐待行为如何被发现的关键，才是满足虐待罪“告诉才处理”要件的关键。如果他们讲“人情”，即便虐童入刑，也会面临着同样的操作困境。

　　陕西渭南6岁男童鹏鹏，在遭继母罚跪、捆绑、殴打后昏迷，被送入医院。据报道，孩子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心跳和呼吸，经过抢救，逐渐恢复心跳和呼吸。目前，住在重症监护室的鹏鹏仍然没有脱离危险。

　　“身上布满已经结痂的伤疤”“把头骨打开后，脑内有大量的瘀血”——新闻报道的文字，令人不忍卒看。我们完全可以推知，一个6岁的孩子在过去几年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在这种“漫长的、日常的痛苦”背景下，新闻中的两个信息显得尤其刺眼。

　　一个信息是，鹏鹏是由继母，也就是施虐者本人送到医院的。另一个信息是，接收孩子入院并发现孩子身上有长期被虐痕迹的医生，是第一个报警人。如果不是孩子已经命悬一线（为施虐者带来风险），如果不是医生将此事引入司法程序，这种严重的虐待行为仍然会以“家务事”的形式，继续“合理”地存在下去。

　　可以看看孩子身边的其他人在此事中的角色。亲戚，了解鹏鹏父亲离异再婚情况，但从相关报道看，无人“发现”孩子伤情并对虐待一事进行过问。老师，按自述，每天都会对孩子进行晨检，发现过鹏鹏的脸上有瘀青等现象，做法是向继母“询问过几次”。甚至，连了解“去年一年，娃就丢了三次”“娃身上有一些褐色的疤痕”的亲生母亲，都没有因孩子遭受虐待而报警，只不过开始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是什么让他们如此低估已经明显构成刑法中量刑2至7年的虐待罪？

　　儿童与成人有着平等的人格权与人身权——对中国社会而言，这条基本法理常常是个抽象的存在。以家庭为核心形成的关系型社会，更习惯于将孩子看作父母的“私产”，将远近、亲疏、内外作为行为的考量。

　　因而，父母（监护人）常常将教训、干涉甚至殴打孩子看成天经地义的事情，以致监护人几乎成为儿童人权的最大威胁。豆瓣上“父母皆祸害”的话题和由此引发的文化现象，就是“孩子是父母私产”思路的结果和极端反映。几乎很难有人会因为父母教训孩子而进行干涉，哪怕这种“教训”是长期的，哪怕这种“教训”已经构成了虐待。“家务事”的观念和“疏不间亲”的传统行为规则，与“不论一个人处于什么角色，只要人身权和生命权遭到威胁，就须无条件救助”的现代人权概念形成了直接的冲突。鹏鹏被继母虐待一事中，众多孩子身边成年人的不作为，就是这些观念的直观表现，实际上闭锁了一个儿童所能求助的全部渠道，将他变成了一块继母手里任意捏的橡皮泥。

　　前两年讨论虐待儿童的案件，人们多呼吁刑法中设立“虐童罪”。实际上，已有的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以及2015年1月实施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已经能够对症下药。比如，对鹏鹏的继母这样残忍的施虐者，所要讨论的，只是适用虐待罪还是故意伤害罪。儿童周边亲友、学校、社区的态度，才是虐待行为如何被发现的关键，才是满足虐待罪“告诉才处理”要件的关键。如果他们讲“人情”，即便虐童入刑，也会面临着同样的操作困境。

　　这样看来，这种人情乃是最大的无情。

　　《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05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