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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背景下的匹配研究

2017-04-11 04:4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荣朝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无论是在市场运行的过程中,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匹配(matching)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匹配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却被经济学忽视了,直到近些年伴随着博弈论的发展,情况才有所改观。2012年埃尔文·罗斯和罗伊德·沙普利因稳定分配理论和市场设计中的实践成果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反映出匹配问题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被学术界所认可。

  匹配的定义与分类

  匹配是指在一定场域范围内供需两侧对象之间遵照相应条件或目标,并根据信息引导,克服时空阻隔,建立相对稳定互动及配对关系的过程。此定义一是强调任何匹配都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的;二是强调信息引导对于匹配过程的重要性;三是强调匹配是满足特定约束或支撑条件建立稳定互动或配对关系的动态过程;四则强调匹配需承担克服时空阻隔的成本,匹配的范围也因此存在边界。

  匹配失败,是指供需两侧对象之间不能建立相对稳定的互动或配对关系;错配,是指由于信息引导错误或匹配机制低效致使所建立的匹配关系不稳定;匹配破裂,是指已通过匹配建立的互动关系未能持续;匹配效率,是指匹配过程的成功程度与匹配成本的关系。经济学所关心的匹配问题的核心是信息在合理配对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

  匹配是一个中性概念,既包括双方同意的善意匹配,如交易、婚姻、求职等;也包括一方主动另一方虽被动但无需或无法反抗的匹配,如采集果实、找寻地点、分配物品等;还包括一方强加的恶意匹配,如捕猎、偷窃、抢劫、谋杀等,在此类情况下受害方会试图避免匹配。此外,与双方善意但由于信息不完善或匹配机制低效所导致的一般性错配不同,还存在由于一方利用对方的匹配意愿和信息弱势,故意提供错误信息所导致的欺骗性恶意匹配,例如制假售假、虚假广告、金融诈骗等行为。欺骗性恶意匹配损害相关方权益,也干扰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

  从只有一侧主体做出选择决策还是两侧对象都需要选择,可分为单边匹配和双边匹配。根据两侧对象的数量可分为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等不同类别匹配。

  还需要区分实义匹配与过程匹配。实义匹配指供求两侧对象中至少有一侧是需要做出选择决策的行为主体,主要指前述的单边匹配或双边匹配;过程匹配则指供求两侧对象都不是明确的行为主体,但又存在着进行配对的要求,体现事务发展与演进过程内在逻辑所要求的客观时空对接,例如生产等社会经济生活各环节的时间或期限衔接就属于此类匹配,也可以将其称为虚拟匹配或概念匹配。

  有研究把匹配过程又分为由价格作为主要信息媒介的匹配和非价格影响的匹配,也有从时间上划分的即刻匹配与延迟匹配,按随机程度划分的确定性匹配与随机性匹配,还讨论过稳定匹配、不稳定匹配以及最优匹配等。此外,匹配过程可能分别通过随机相遇方式、自愿结合方式、由第三方介入引导或强制方式实现;匹配也可以分别发生在短期或长期。

  市场是人类建立匹配关系的基本机制,市场自发的匹配过程可以经过机制设计得以改善,但提升匹配效率的外力介入也应顺应市场作用。系统进化一般都意味着匹配效率提升。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方方面面匹配现象,要远比目前已经讨论过的主要是双边匹配那些案例多很多,譬如显然不应忽视对恶意匹配特别是欺骗性恶意匹配的研究。

  对匹配问题的已有研究

  早期涉足匹配问题的学者多关注劳动力市场中的摩擦失业现象。戴维·盖尔和沙普利1962年通过分析高校录取和婚恋等问题探讨了匹配的稳定性,他们提出,当至少一方有动力推翻已有匹配则该匹配不稳定,而稳定匹配可以通过“延迟接受”机制达到。他们还定义,当每一个参与者对当前稳定匹配方案的满意程度不低于其他方案时,这种稳定匹配即是最优匹配,他们还证明了延迟接受程序所促成的不仅是稳定匹配,还是最优匹配。盖尔和沙普利对匹配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后来被更多应用于实际领域,罗斯在其中作出重大贡献,他研发了针对美国医学院毕业生与实习医院的匹配模型,甚至使肾脏移植成为匹配设计的典型范例。

  匹配研究领域现有的主要成果是把博弈论引入匹配过程的研究、强调私人信息对匹配的重要性、承认市场在匹配过程中的作用、论证了稳定匹配的条件、认识到价格和稳定偏好对于匹配并非绝对必要、论证了激励相容对提高匹配效率有助益并尝试性地设计了若干市场化的匹配机制等,这些都具有重要意义。

  匹配问题在博弈论兴起以后才得到重视,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只是静态推导出经济系统的运行可以实现帕累托均衡,缺少对如何实现这种均衡过程的论证。一般的动态经济分析实际上仍旧没有跳出只以静态均衡作为分析对象的局面,而匹配理论的基础是经济活动参与方根据自身条件和具体情况的变化做出选择,因而被认为是经济动态研究中的突破。动态匹配与讨价还价博弈模型分析的结论是,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足够多的行为人在足够长的动态配对博弈过程中,可以达成资源的帕累托配置。也就是说,匹配博弈模型采用过程动态化的方法,得出了与静态竞争均衡模型一致的结论。

  匹配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出了很好的探索,但实际上匹配研究本应发挥更大作用,目前的短板在于其解释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这源于模型分析的表述方式不利于建立总体逻辑清晰的解释框架。例如,至今尚缺少关于匹配的一般经济学定义,缺少对匹配的合理分类,忽视对匹配的经济学本质的认识;很多匹配模型都须规定无限长时期和无限次重复博弈,需由配对中心基于一定的算法产生匹配结果,给人印象似乎匹配过程必须由外力去设计等;有些研究甚至需要假定匹配过程只是发生在纯交换领域,而将生产性和其他领域的匹配现象和匹配过程排除在外,特别是匹配行为的时空意义尚待深入发掘。

  匹配研究中的时空分析

  匹配是在特定时空环境与条件下进行的,人类匹配行为所发生的经济场域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对应的时空尺度存在着很大差别。早期人们只能在较小的时空尺度上通过采集和捕猎生存,匹配机会稀少;农耕社会交通和通信落后,人们在婚姻和商品交易的匹配范围上也受很大限制;工业时代的交通和通信革命使人类社会的时空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类匹配条件也得到明显改善。交通与通信技术所决定的可达性水平,包括社会经济信息化的程度、对物理在场依赖性的程度等,对匹配发挥着关键性影响。

  人类交往、沟通和互动只存在于相关主体能够相互知晓和影响的一定时空场景之中。早期人类自身及其活动的各种物理与社会特征的信息,基本上都与其所在的具体地理位置和时间背景无法分离,也就是说那时候人们的活动与交往只能在当地,活动的物理过程和特征信息都局限在窄小的时空范围内。那时人们生活交往所涉及的匹配相对比较简单,因为大多属于面对面的交流沟通,虽然匹配机会少但可信度较大,信用风险相对并不高。

  技术进步导致人们社会经济活动所依赖的特定时空约束日益减弱,不断为匹配改善了时空条件。交通进步逐渐扩大了人与货物的位移能力进而改变了经济区位,市场供需的时空范围大大扩展,实体位移能力在信息化到来之前的长期变化中发挥着主要作用。而通信技术特别是近期移动互联网技术引发的革命性变化,进一步加速了经济活动中的实体和信息与特定的时空分离,信息传递得更快更远,社会生活结构也出现更大变化。

  信息化使人们之间的交往减少了时空必须邻近的局限,社会经济活动中匹配的需要和机会大大增加,而且匹配过程也一定程度脱离了原来必须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易,甚至使原来很多不可能的匹配成为可能,形成各种匹配创造效应。与此同时,匹配过程本身也成为市场所青睐的对象,各种力图为客户提高匹配效率的中介服务、代理公司不断衍生出来,中间层组织成长为一类重要的现代市场主体,直到目前,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电商平台企业对很多传统产业造成了重大冲击。

  相比传统时空一致条件下的匹配过程,现代社会匹配机会和便利程度都增加很多。但由于信息传递的距离越来越远,信息处理所经历的环节越来越多,出现信息失真的可能以及伴随的匹配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多,这势必带来错配甚至欺骗性恶意匹配的风险。在经济活动实体与信息及其所在特定时间和空间日益分离的状态下,能否有效提升匹配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相关信息的真实性程度。

  信息化背景下的研究重点

  匹配并不是被经济学家发现之后才有的东西,或必须被经济学家设计过才能变得更有效的过程。匹配是非常普遍非常古老而且还将长久延续下去的人类基本活动,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匹配过程像交易一样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匹配成本与匹配效率已成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经济学对匹配概念和匹配问题重视很不够的主要原因,在于匹配过程必须克服具体的时空阻碍,而传统经济学一直未能建立起必要的时空分析框架,因此,也就有意识却不合理地忽略了匹配的重要性。对于假设交易在针尖上瞬间完成的传统经济学来说,克服时空阻隔的匹配过程确实没有意义。而一旦时空占据了经济学研究的足够视野,匹配自然而然应该得到重视。

  匹配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匹配机制和信息的时空质量,因此经济时空分析为匹配提供了更有深度的解释框架。时空分析框架把匹配研究从对现象层面的关注转移到问题层面,分析重点下落到概念、要素、主体及其行为,有助于从时空关系切实把握匹配过程。对匹配过程的深入分析也能更好地描述经济活动的动态特征。例如,平台企业就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大幅降低时空成本,在供需高度分散的网约车和共享单车领域创造出大量新的匹配机会;而所谓大数据主要反映的就是经济实体的动态时空信息。

  信息化再发达,包括匹配的经济活动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实体物理到场的要求,也需要在最低程度上满足共同在场(co-presence)这样一种本质要求,以确保真实的信息沟通并形成足够信用。因此,既要大力鼓励和促进正当匹配,也必须同时治理恶意匹配,特别是有效打击欺骗性恶意匹配的犯罪行为,真正做到趋利避害。要让市场机制在匹配包括非价格匹配中更充分发挥作用,也需要明确政府对规范社会经济匹配行为和提高匹配效率负有责任。

  《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11日 11版)

[责任编辑:孙宗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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