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义：一种消失的古书形制

　　作者：苏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六朝隋唐时儒家经典的注释文献中，多有以“隐”字命名的，如“隐义”，《梁书·何点传》明确记载：“（何胤）注《易》，又解《礼记》，于卷背书之，谓为隐义。”《隋书·经籍志》载，“梁有《丧服经传隐义》一卷，亡”，“《论语隐义注》三卷，亡”。从《梁书》记载可以看出，所谓“隐义”重在卷背书之，因此又有“背隐义”，如《隋书·经籍志》载：“梁有《毛诗背隐义》二卷，宋中散大夫徐广撰。”又有“音隐”，如《隋书·经籍志》：“《毛诗音隐》一卷，干氏撰。亡。”《旧唐书·经籍志》：“《春秋左氏音隐》一卷，服虔撰。”还有“表隐”，如《隋书·经籍志》：“梁有《毛诗表隐》二卷，陈统撰，亡。”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写卷卷子正面和卷背旧注。图片均由作者苏芃提供

　　清代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按齐、梁时隐士何胤注书，于卷背书之，谓之隐义、背隐义之义盖如此。由是推寻，则凡称音隐、音义隐之类，大抵皆从卷背录出，皆是前人隐而未发之义。当时别无书名，故即就本书加隐字以名之。”可见前人根据著录，对“隐义”“音隐”类文献多有推测，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难于明辨。大体而言，“隐义”类文献多出现在古代经典的纸背，所谓“隐”只是对古书形制的描述，无关古书内容的微言大义，从史志目录著录的卷次以及《史记集解》《经典释文》《礼记注疏》援引的情况看，这类古注一般篇幅不大。近百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隐义”“音隐”类文献出现了疑似实物，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藏S.10《毛诗郑笺》、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P.2669《毛诗诂训传郑氏笺》纸背的音义材料，潘重规、郑阿财等先生认为当即《毛诗音隐》，许建平先生持有异议。另外，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X1《同音》（丁种本）背面的注文，韩小忙先生定名为《同音背隐音义》，认为属于“音隐”一类，是12世纪时西夏文献对汉文文献注释形式的承袭。

　　进入雕版印刷时代以后，古籍的装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线装古书，要将每页印有文字的纸张对折，把有字的部分露在外面，无字的部分折到里面，每页纸背已经无处落墨，那么这种注释形式在我国就彻底消失了。所幸古写卷的形制在日本一直有所沿用，在日本传抄的汉籍文献中，“隐义”的形制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如今通过日本所藏的旧抄本，可以对我国已经消失的“隐义”类文献作出复原性探索。

　　以《史记》为例，平安时期（794—1185）旧抄本《孝文本纪》、镰仓时期（1185—1333）旧抄本《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纸背都在正面《史记集解》相关对应位置抄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张宗品《〈史记〉的写本时代：公元十世纪〈史记〉的传写与阅读》（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认为这些具有“音隐”的性质。近来日本宫内厅公布的金泽文库旧藏文永四至五年（1267—1268）《春秋经传集解》抄本共30个卷轴，包括春秋十二公的全部内容，其纸背抄有大量的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但有删选，主要见于隐公、成公、襄公等卷轴，应当属于节抄，我们认为这些纸背的孔疏也和“隐义”文献具有相关性。

　　通过简略考察这些纸背的旧注材料，可以看出旧注的内容与纸张正面文字具有较为严格的对应关系，从《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写卷来看，有一处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在纸背抄错了对应位置，抄写者用朱笔圈掉，作出更正，这条“索隐曰徐据秦本纪及表而知也”，原当对应的正文是“已而与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杀之”，在纸背误抄至正文“坐法诛”背面对应行，后又圈掉，重新写到正确的对应位置（见配图）。《春秋经传集解》纸背的《春秋左传正义》因为有的条目篇幅过长，往往只是起始行对应。

　　这类纸背与“隐义”相类的旧注文献可以引起我们对于经典古注以及“隐义”文献源流演变的更多思考。

　　首先，这类《春秋经传集解》《史记集解》与抄在纸背的《春秋左传正义》《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从正反的书写位置上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地位关系。从这种书写形式看，显然正面的《春秋经传集解》和《史记集解》是处在相同重要的地位，而纸背的《春秋左传正义》与《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次之，由此可以比较儒家经典魏晋古注与《史记集解》的性质，也可以比较经书疏文与《史记索隐》《史记正义》的性质。

　　其次，可以从实用性角度作出一些反思，“隐义”“音隐”往往是诠释音义的简注，书写字数相对不多，抄在卷轴装的纸背，在阅读古书的过程中，遇有疑难，只要转动卷轴，找出纸背对应行，即可查看，极为方便，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我们今天古书译注本的拼音注音与简明释义。但是抄在纸背的《春秋左传正义》与《史记索隐》《史记正义》的性质应该略有不同，也许并不具有这种实用阅读目的。像《春秋左传正义》，大多文字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所对应《春秋经传集解》的篇幅，这样使得抄写者不得不进行删选，不可能再逐行对应。又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这样一幅一米多长的写卷，连篇累牍的《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密密麻麻地抄在纸背，无论是按照行格抄写还是翻检阅读都殊为不易，那么这些旧注作为备览资料的价值可能大于实用阅读价值。这一点可以与儒家经典的单疏本、《史记索隐》单行本作出比观与思考，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裴骃《史记集解》这类魏晋时期的经典旧注才是流布最为广泛的古注，经典原文与这些古注已经合二为一，通行于世，而其后的义疏，即使如唐代官方颁布的孔颖达《五经正义》，可能也只是知识阶层阅读经典的一种备用参考。

　　再次，对于“隐义”文献的源流发展可以做出一些探讨。文献著录记载的“隐义”虽然多是东汉至六朝时期的，但都和西汉以前的经典有关，如《毛诗》《礼记》《左传》《史记》，结合时代考虑，我们推测“隐义”这种注释形式或许并非始于魏晋时期，而是起源于简册形制的古书，因为对于竹简而言，抄写时每支简正反文字对应易于操作，加之“隐义”文字的简短，一两支简即可容纳相关内容。可惜至今出土的各类竹简中尚未有此类实物，只能有待将来的新发现去验证。

　　《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1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