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分工与中世纪西欧社会的发展

　　■本期主持：刘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本期主题：西方中世纪社会史研究

　　主持人语

　　社会史研究自从20世纪中叶兴起以后，发展至今已经蔚为大观，汇入了历史学研究的主流。与传统史学相比，社会史研究不仅观察世界的角度不同，采用的文献史料不同，呈现出的历史画面也很不相同，某些传统的结论甚至可以据此加以修正。历史发展之复杂多样，唯有多角度地观察与研究，充分调动与发掘一切可资利用的文献史料，才能使历史的再现与解读趋向丰富与饱满，西方中世纪社会史研究也是如此。本期约请的两篇文章，既有关于中世纪西欧社会整体结构以及长时段社会发展趋势的呈现，也有关于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思考，诸多问题的提出有助于深化西方中世纪社会史的研究。

　　依照古典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理论，个体劳动固然可以满足自身在某一方面的生存需要，但是个体的生存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才能获得全面的支持，因而个体劳动只有纳入社会群体之中才有意义。这一理论把劳动分工以及分工固化后形成的职业，与共同体的需求乃至社会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

　　劳作的人、祈祷的人、作战的人

　　生活在10至11世纪英格兰的修道士艾尔弗里克列举过三个职业人群——劳作的人、祈祷的人、作战的人。劳作的人是“为我们提供生存所需之人”，“是为我们供应食物的农夫”。祈祷的人是“为我们求助上帝之人”，“作为上帝的仆人日夜不停地为我们祈祷，在精神上与不可见的敌人战斗”。作战的人是“为我们护卫城镇及家园之人”，“作为尘世的武士与敌人战斗，使我们免受外敌的入侵”。

从左上到右下分别是祈祷的人、种田的人、手工业者和商人。

　　这样的人群划分关注社会成员承担的社会责任，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构建理想社会，强调社会群体之间相互提供为生存所必需的服务。上述理想社会的构建，延续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的论题。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城邦居民聚群而居的必要性。人类多方面的生存需求决定了“人”是社会性动物，只有聚群而居才有可能实现生存需求的满足。城邦存在的合理性在于使聚群而居的人口数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唯此方能从各个方面并且长时段地满足城邦居民的生存需求。亚里士多德构建城邦理论是为了规范统治者的行为，使之承担起维护共同体利益的责任。

　　作战的人享有骑马作战的特权，也称为“骑士”。装备和维持骑士需要高昂的物质代价，法兰克王国在征集骑士作战的时候，以“采邑”作为骑士的物质支持。骑士与采邑，构成封君封臣制度的核心因素。采邑以“骑士领地”为基本单位，一个骑士领地的收入用于供应一个骑士及其家庭的生活所需，以及履行军事义务的花费。作为接受骑士领地的代价，受封者需要提供骑兵兵役和其他封建义务。

　　祈祷的人是基督教会的教职人士，掌管涉及人类灵魂的事务。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在12世纪的一封书信中阐述：“上帝的教会由两个等级组成——教职人士与世俗人士。教职人士包括使徒、秉承使徒传统的人、主教以及其他教会神学家。他们负有照看和管理教会之责，除了教会事务，也促进灵魂的救赎。……世俗人士包括国王、亲王、公爵、伯爵，以及其他操控世俗事务的权势之人，他们为教会提供和平与统一。”“宗教等级”与“世俗等级”的划分着眼于僧俗两界对于教会承担的责任，同时也表达了两类人群不同的生活方式。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此提出过批评，认为这样的等级划分将宗教权力置于世俗权力之上，将教职人士视为特殊的社会等级。

　　劳作的人是种田的人，以个体的农业劳动为社会运作提供物质基础。作战的人与祈祷的人是持有土地的领主，劳作的人是土地上的耕种者。领主因为持有土地资源而处于职业分工的强势地位，规定耕种土地的代价和条件。农民因为不持有土地而处于劣势，只能依从领主制定的规则进入生产领域。作战的人与祈祷的人是王权统治依靠的政治力量，种田的人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在国家政治结构中没有种田人的位置。

　　手工业者与商人

　　城市兴起之初，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十分微弱，因而产生于10至11世纪的职业人群划分并未将手工业者与商人包括在内，忽略了城市以及城市居民的存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繁荣，手工业者和商人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人群，也被纳入到社会的结构体系之中。一幅描绘14世纪瓦洛亚王朝查理五世统治的图画，体现出城市发展带来的这一变化。除了描述作战的人、祈祷的人、种田的人之外，这幅图画也描绘了新出现的职业人群——“手工业者”与“商人”。

　　英国14世纪的诗歌《农夫皮尔斯的梦境》历数了当时存在的手工业种类：烤面包、屠夫肉贩、啤酒酿造、羊毛纺织、亚麻纺织、裁缝制衣、锡器制作、泥瓦建筑、采矿冶炼。借助于梦境以及对梦境的解读，作者朗格兰描述了手工业人口的行业与生活状况。《农夫皮尔斯的梦境》是以讽刺比喻的笔法写下的劝世说教书，目的并非在于真实描述社会现实，因而对于手工业分工的列举并不全面。13世纪时，英格兰商人已经拥有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力量，《大宪章》第41款规定了对于商人利益与人身安全的保护。商业是一个有可能迅速致富的行业，商人积累的巨额财富容易引发社会的嫉妒与索取。《农夫皮尔斯的梦境》提到了“发放高利贷的钱商”与“唯利是图的商人”，批评他们“追逐尘世的短暂收益而不是寻求天国的永生”，奉劝他们把商业利润“捐赠给公共事业与慈善事业”。

从左至右为：祈祷的人、作战的人、种田的人。

　　医生、法学人士、神学家

　　一位英格兰医生在1421年向议会提交请愿书，请求对不持有执业证书的非法行医者加以制裁。请愿书把人生事务分为三类——灵魂事务、身体事务、世俗事务，认为应当对三类事务实行分类管理：灵魂事务由神学家管理，身体事务由医生管理，世俗事务由法学人士管理。这种分类方法把“人”分解成三重身份，面对人生的三类事务：作为“上帝的人”，接受教会的管理；作为“自然的人”，接受医生的管理；作为“社会的人”，接受法律的管理。

　　医生、法学人士、神学家成为不可缺少的职业人群，受益于中世纪学校提供的教育。从公元6世纪开始，主教座堂或修道院陆续开办学校。“祈祷的人”作为知识精英，承担并且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教会学校以培养讲经布道的学者为己任，在追求学术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古典著作的价值，促使基督教学术向着理性思辨的方向发展。最早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1088年）、巴黎大学（1150年）、牛津大学（1167年）——从教会学校发展而来，课程设置也沿袭教会学校的“七艺”：文法、修辞、逻辑是初级学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是高级学科。除此之外，大学还设置了神学、法律、医学之类的新学科。

　　新学科的设置体现了中世纪的学术积累，包括对于古典学术的汲取与深化。“祈祷的人”把神学视为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置于一切理论科学的首位。巴黎大学的学者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方法论应用于神学思辨，由此而促成了经院哲学的繁荣，多明我会修道士托马斯·阿奎纳是其中杰出的代表。1070年，在比萨重新发现了作为罗马法核心内容的《法律汇编》文本，博洛尼亚大学借此推力而崛起，成为法学研究中心。学者们对法律文本做出阐释与分析，构建了博洛尼亚学派的法学成就。福音书关于耶稣以宗教奇迹驱逐病魔的叙事，使基督教会一度怀疑医疗诊治的有效性，甚至禁止祈祷的人学习医学知识。然而，萨莱诺大学作为欧洲最早的医学中心，受益于本笃会修道院的医疗实践，以及对于希腊医学著作与阿拉伯医学著作的研读。

　　新学科的设置也是为了适应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大学开设的罗马法学科为例：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涉及对于工商业纠纷的裁决以及产权的保护，王权的壮大需要为之定义并且为公共权力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持；罗马法律体系中大量关于王权与经济产权的内容，能够有效地为社会现实服务。研习法律在当时具有良好的职业前景与社会声望，路德的父亲与加尔文的父亲都曾经送子研读法律，昐望他们有朝一日成为法官或诉讼代理人。他们二人却都违背了父命，改而研习钟情已久的宗教神学。

　　职业人群之间实现社会分工，以便相互提供为生存所必需的服务。然而，现实世界并非总是如此和谐。在职业分工日益细化导致社会生活日益完善的同时，职业群体内部与职业群体之间也存在权力和利益的冲突。英格兰国王约翰身为“作战的人”的最高封君，向直属封臣超额征收封建义务，致使封臣以武力断绝了与封君的忠诚关系。冲突的结果是在1215年产生了《大宪章》，对于封君与封臣双方之间的权力和义务做出了确认和约定。公元10至11世纪发生的“封建革命”，以超经济强制的方式确定了领主与农民之间的主从关系。种田的人虽然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发生在1381年的起义却以暴力行动向作战的人与祈祷的人发起挑战，试图打破封建主义的社会秩序，对当时的法律制度与政治制度构成了威胁。

　　《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1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