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未病】
■作者简介
赵因，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兼任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针灸学会监事及秘书等。她擅长治疗脑血管病、神经性耳鸣耳聋、面神经炎等，特别是在脑血管病各期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火针疗法古称“焠刺”“烧针”等，是针灸疗法中一支独特的医疗体系。该疗法是用一种特制的针具，经加热烧红后，刺入到人体的腧穴或患处。这种疗法貌似令人生畏，但确实具有独特疗效，在临床中可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
研究认为，火针疗法可以增加人体阳气、激发经气，调节脏腑机能，使经络通、气血畅，有祛寒除湿、清热解毒、消症散结、去腐排脓、生肌敛疮、益肾壮阳等诸多功效。多种痛症如颈、肩、腰腿、关节痛及头痛等，多种皮肤病如痤疮、带状疱疹、湿疹、白癜风及银屑病等，多种妇科病如产后风、子宫肌瘤等，还有面肌痉挛、静脉曲张等多种慢性、难治性疾病等，都是火针疗法常用的适应病种。
1、火针疗法源自《黄帝内经》
火针疗法自《黄帝内经》中首次用文字记载至今，经过了数千年的历史。《黄帝内经》中首次提到“燔针”“焠刺”。《灵枢·官针》中云：“九曰焠刺，焠刺者茨燔针则取痹也”。“焠刺”就是将烧热、烧红的燔针快速刺入皮内的一种刺法。“燔针”和“焠刺”即为“火针”和“火针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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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名称，《黄帝内经》对针具、主治作用及禁忌也作了论述。如《灵枢·九针十二原》中云：“九曰大针，长四寸……大针者，尖如挺，针锋微圆……”此处“大针”，即为火针疗法的专用针。因火针疗法的针具要能耐高温，能速刺，所以要求针体粗大，针尖微圆，如相反，在操作时就容易弯曲、折断。《黄帝内经》中提到的适应证有四种，即痹症、寒症、经筋病、骨病。例如《灵枢·经筋》提出“刺燔针取痹”“刺者，刺寒急也……”。《灵枢·寿夭刚柔》针对劳心者和劳力者的不同体质特点，分别施以不同的治疗方法“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提示火针疗法适宜于体质强壮者。此外，也提到火针疗法的禁忌证，如《灵枢·官针》云：“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可见在当时热症是火针疗法的禁忌证。在治疗上《灵枢·经筋》指出了治疗经筋病的原则“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腧”。
2、汉代应用已相当普遍
到汉代，火针疗法的应用已相当普遍。如在张仲景的《伤寒论》中，称火针为“烧针”和“温针”。他肯定了火针疗法的治疗作用，但也提出了许多因应用不当而出现的后果，强调应用火针必须严格掌握适应证。
张仲景对火针疗法的禁忌和误治后的处理作了详细描述，共计十余条。如：阳明病误用火针，如“太阳伤寒者，加温针必惊也”“太阳病，发热而渴，恶寒者为温病。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太阳病中风，经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发黄”；也可有神志变化，如“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心愦愦反谵语。若加温针，心怵惕，烦躁不得眠”“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者，被火气劫故也，小便也难，以强责少阴汗也”。《伤寒论》对误用火针后的变证提出了补救的措施，如“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伤寒脉浮，医者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卧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等。
《伤寒论》在《黄帝内经》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火针疗法的应用范围及内容。
3、唐宋时期治疗范围有所扩展
唐宋时期，火针治疗范围较前有了很大扩展，已经用于内科、外科、眼科、五官科以及急症的治疗；同时，火针的选穴、操作、禁忌等问题均已提出，并有了火针治疗的医案记载。
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将火针应用于外科，治疗疮疡痈疽、瘰疬痰核和出血，同时也用于内科黄疸、风眩等证，还对火针疗法的禁忌穴位做出明确规定，腹部的“巨阙、太仓，上下管等及诸小弱者，勿用火针”。
宋以后，火针疗法的适用证较前明显增加。在临床针灸家王执中写的《针灸资生经》中，最早将火针疗法用于治疗内脏疾病。书中曰：“荆妇旧侍亲疾，累日不食，因得心脾痛，发则攻心腹，后心痛亦应之，至不可忍。与女儿别，以药饮之，痛反甚，若灸则遍身不胜灸矣，不免令女儿各以火针微针之，不拘心腹，须臾痛定，即欲起矣，神哉。”又如，“舍弟登山，为雨所持，一夕气闷而不救，见昆季必泣，有欲别之意，予疑其心悲，为刺百会不效，按其肺俞，云其痛如锥刺，以火针微刺之，即愈。因此，与人治疗哮喘，只缪肺俞，不缪他穴”。书中还记载火针治疗腰痛，针到痛止。在治疗五官疾病方面，《圣济总录·钩割针镰》载有：“凡目生顽留者，可用火烧铜针轻点，传波斯国银矿名悉兰脂，点之不痛，勿用别法。”
4、明代达到鼎盛时期
明代是火针疗法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代表著作《针灸大成》《针灸聚英》《名医类案》等，均提到了火针，其中，《针灸聚英》中对火针疗法论述最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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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武在《针灸聚英》中指出，为了使患者在治疗时痛苦小，火针的制作材料应采用韧性大的熟铁，且针不宜太粗，而且在加热时要烧至通红。高氏认为，为了达到最佳治疗效果，要求医者进针须准确，深浅须适度。他指出：“以墨记之，使针时无差，穴点差则无功……先以左手按定其穴，然后针之。”他还认为，火针“切忌过深，深则反伤经络；不可太浅，浅则治病无功，但消息取中也。凡大醉之后，不可行针，不适深浅，有害无利”。
此外，《针灸聚英》中对火针的功效和适应证也做了深入论述，奠定了火针治病的理论体系。书中指出，火针的功效有两方面，一为引气之功，二为发散之功。在治疗禁忌方面，高氏认为除禁忌热性病以外，在某些部位也应禁用，由此可见，高武对火针疗法的论述是较全面的，也说明了火针疗法进入了较成熟的阶段。
5、古老疗法重新焕发出生机
到清代，火针疗法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吴仪洛在《本草从新》中，将火针用于治疗眼科疾病，消除了常人认为火针有危险的顾虑。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提出用火针治疗瘰疬、痰核。书中写道：“火针之法独称雄，破核消痰立大功，灯草桐油相协力，当头一点破凡笼。”吴谦则认为，火针能治疗邪气壅于肌肤、关节的一类疾病，如曰：“火针者，即古之燔针也。凡周身淫邪，或风或水，溢于机体，留而不能过关节，壅滞为病者，以此刺之。”由此可见，在清代火针疗法的适应范围已得到扩大和发展。但在清朝后叶至民国年间，随着中医药事业的衰落，火针疗法的发展也有所停滞。
新中国成立后，火针疗法在临床应用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电火针、电热针等新型火针工具，促进了该疗法的普及和发展。但是，火针疗法与整个医学的发展、与针灸其他针具针法的发展很不协调，临床只有少数医生能掌握，教科书中对火针疗法也讲得很少。由于对这一具有独特疗效的传统针法缺少应有的重视，火针疗法濒于失传。后在国医大师贺普仁的不断继承创新下，火针疗法才重新焕发出生机。
■延伸阅读
享誉海内外的贺氏针灸三通法
自上世纪60年代起，国医大师贺普仁就在火针疗法的适应证及治病机理方面进行尝试，并发起和倡导了火针疗法的临床使用。由他创立的“贺氏针灸三通法”享誉海内外，在我国的针灸临床医疗学术体系中具有代表性和原创性，可以说是针灸界的一面旗帜。
贺普仁认为，在任何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气滞是不可逾越的病机，气滞则病，气通则调，调则病愈，故称“病多气滞”。针灸治病就是调理气机，使之通畅，从而治愈疾病。而火针治病见效快，可起到毫针所达不到的奇效。为此，他对传统的毫针、火针、灸法、拔罐、放血等疗法做了大量发掘整理提高工作，将针灸诸多疗法概括为以毫针针刺为主的微通法、以火针艾灸疗法为主的温通法和以三棱针放血为主的强通法。三种方法有机结合，对症使用，称为“法用三通”。后来，贺普仁还研制出“贺氏火针”。由于最初使用的火针就是一般的钢针，经不起高温煅烧，容易折针，为此，他在其中加入高科技材料，高温之后不变形，针体还非常挺拔。目前，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医生所使用的火针均为“贺氏火针”，新材质的火针也正在研发中。
《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22日 10版）
中国·西安 2024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