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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出自己的三国史

2017-04-27 04:00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读书者说】

  作者:田天(首都师范大学教师)

  即便对于职业读书人而言,读书也并非易事。各种形式的媒体过于发达,阅读已被挤到了不甚重要的角落。也许正因为此,对书的执着反而炽盛起来。在这种叙述中,读书变成了一件意义重大的活动。书不能仅仅是书,必得负载重要的文化使命。因此阅读也不能仅仅是阅读,必得由此建设高贵的灵魂。这种想法大致说来算不得太错,但未免让乱翻书的人背上些沉重的负担。

  读史书大概更为困难,专业研究者自然得学会自如地驱遣史料,普通读者也总期待从中悟出些治乱兴亡之道。平心想想,这多少也有些目的先行。史书应该有很多种读法。钩稽历史信息,建立历史解释固然是其中一种。不带预设地进行文本细读,甚至注入个人的生命体验,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读出自己的三国史

《〈三国志〉讲义》 戴燕 著 三联书店

  《〈三国志〉讲义》是大学本科通识课的讲义,讲授的对象是《三国志》。历史书从来不缺乏读者,尤其是三国时代的历史。不过,书名已经摆明,这本书讲述的重点不是三国历史,而是作为史部正史类一种的《三国志》。在引言中,作者关心《三国志》作者陈寿的生命历程,谈论陈寿的学术渊源和价值取向。作者提醒读者,陈寿曾两次经历王朝的灭亡,他不但目睹了政治权力的推移,也参与着地理空间上的迁徙。这让读者把目光从历史事件移向了史籍,以及书写他们的人。理解作者与写作,应该是接近书的第一步。

  书中自有佳趣。这种趣味不在于评价,而在于理解。第六讲《华佗无奈小虫何》,讲的是《魏志·方技传》中的《华佗传》。若论古代神医之首,即便不能作为唯一的候选人,华佗也极具竞争力。作者整理了传中所载华佗所经手的所有病例,得到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华佗传》所记载的16个病例中,只有7个患者获救,另外9例,华佗只能作出判断,却无法施救。在“失败”的案例中,华佗问诊后,只是告知患者将在何时不治身亡。这个治愈率似乎有负“神医”的美誉,不施抢救,似乎也有违现代医学的规范。华佗的神医之名从何而来?作者得出的答案是:对于古人来说,医生的权威在于能作出正确的诊断。

  对于这个答案,作者还举了《左传》中医缓判断晋景公“病入膏肓”的例子作为呼应。晋景公梦到赵氏祖先化身的厉鬼,醒来十分疑惧,先请桑田巫断吉凶。桑田巫说准了景公的梦境,并预言他活不到尝新之礼。不久,景公病重,招来秦国名医医缓。在医缓到来之前,景公已梦到自己的疾病化身为两个小儿,藏身于膏肓之间,这是药力无法到达之处。医缓的判断与梦境相符,景公厚赐医缓,送他离去。最后,景公果然如桑田巫所言,未能活到品尝新麦之时,在死前,却杀死了桑田巫。《左传》的双线叙事饶有趣味,医生与巫师交替出现,二人预言相近,遭遇却判然有别。医生的形象有别于巫,他的判断更值得尊敬。华佗与医缓的故事反映出古人对医生的认知——“神医”之“神”未必在妙手回春,而在断人死生。换言之,在古人的理解中,名医优于普通医生之处,在于他更理解疾病与生命,能预知生命的极限。这种解读,似乎是人人意中所有,却少见有人点破。仔细想想,这种心理,似乎依然隐隐徘徊在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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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 陈寿 著 线装书局

  华佗的例子是一条明线,书中也有暗线等待读者发现。

  第二讲《吾将以时整理》讲曹丕。叙述曹丕被立为太子的过程,不能不触及他登基后对待兄弟的态度。再往深处走,是曹魏对待宗室的策略及其历史背景。在这里,作者并未一路深入按追根溯源的路径开始论证,而是话锋一转,戛然而止。过了一段,作者才重开话头,提及裴注所引王沈《魏书》中曹丕对汉文帝的赞赏之辞。当时不少人认为,面对汉初郡国异制、本弱于枝的困境,贾谊在对国家大势的判断上超迈汉文帝。曹丕却以为,贾谊筹划国策,固然高明,却无法与有圣贤之风的汉文帝相比。他赞美孝文帝有“大人之量”,并特别指出,当吴王刘濞使气不来朝请时,文帝十分宽容,赐他几杖,免其朝觐。曹丕以为,正是这种处理方式,使天下免于战乱。

  回到这一讲的开头。作者开篇即点出曹丕与曹植之间的兄弟之争,这场争执,流传于杂谈野记之中,难以回避。曹丕、曹植之间的兄弟关系,只是这一讲的明线。曹丕处理宗室关系的方式,以及他对汉文帝的推重,则是贯穿这一讲的暗线。在对文帝与贾谊的褒贬之中,是否有曹丕的政治理想在其中,则有待读者查阅史籍,继续探索了。

  作为本科生的通识课讲义,本书的着力之处,在于展开《三国志》的画卷。全书的叙述节奏张弛有致,材料和研究的穿插略无生硬之感。虽然选取的篇章有限,作者仍尽力将《三国志》中的一些重要人物都带到。比如第三讲谈《魏书·明帝纪》,便将甄后与曹植的故事分别穿插其中,结构灵动,线索贯穿得连续而柔和。整本书娓娓道来,既无轻浮之处,也没有过于严肃之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三国志》篇章的选取,全书一共十讲,除了帝王传记外,有两篇皇后传,一篇选自《方技》,一篇讲乌桓,一篇《倭人传》。这种选取方式,不只是“政治正确”地要将女性与周边政权纳入讲述之中,更是视角的转换和知识背景的体现。换言之,是在尝试用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方式阅读《三国志》、讲述三国的历史。在通识课中做这样的选读,很见心思。

  与读者共读一本书,也可以是一种呈现方式。在这本书中,作者不轻易给读者结论,只是和读者一起阅读《三国志》,一起理解陈寿笔下的历史。借着作者的指点,读者或有可能越过“演义”及其预设的价值观,重新发现《三国志》的存在。最终,回到史籍中去,读出自己的三国史。

  《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27日 16版)

[责任编辑: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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