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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学的方式阐释环境伦理

2017-05-01 02:30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文艺观潮】

以文学的方式阐释环境伦理

——麦家“回去”系列小说评析

胡燕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以伦理视角审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是麦家近年持续创作的“回去”系列小说的主题。综观该系列业已问世的《日本佬》《畜生》等小说,可以发现,麦家一反其创作多以丰富多元的内容与变幻无穷的形式著称等特征,在题材、主题、叙事视角与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风格。作者宣称,“回去”系列在内容上要回到未成年时记忆的初始,即童年、少年与乡村,在写法上则要归于传统、日常及平淡。其中,基于伦理维度解读人作为环境道德主体在万物交融共生的生态系统中的境遇,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价值指向。

  捍卫个体的自然生存环境

  乡人未必懂得“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无从“诗意地栖居”,抑或不解自然的天、地、山、水和人世的礼、乐、仁、智的关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自然充满敬畏与热爱。作为生命共同体中的个人存在,他们与自然界须臾难离,本性亲近山水,崇尚融于自然的常处、常乐与常适之地,寻觅趋利避害的宜居家园。

  “回去”系列中的作品都是围绕着麦家的故乡蒋家村展开的。如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的高密县东北乡,蒋家村既是麦家的现实境遇也是精神家园。该村是所在县公认的第一大村、名村、好村,囊括了上村、中村与下村,其广大、古老、富丽与人丁兴旺都使之犹如一个古镇。生于斯长于斯的村人,一生将自己的全部希望与梦想寄托在这片土地上。

  作品中,外爷爷蒋汉泉在“我”与其他孩童眼里,是个板着面孔、恶声恶气,经常苛责小孩儿,又经常使唤小孩儿干活的“坏人”。外爷爷每天祷告,与村人格格不入,被视为“怪人”。他的宗教信仰缘起于其祖上的仇家在他家正对面建起了高大的红房子,挡住了阳光,破坏了“风水”。没想到,外爷爷家还真的家道中落,香火濒临断绝。这迫使他远赴上海寻求化解危机之道。在化险为夷、子孙满堂后,他认为这跟自己和一个传教士打过交道有关。他的目标很实际,就是要镇住阻挡了其住宅光线的红房子。他养蝙蝠、在家门口摆放石狮子、对着红房子杀鸡杀鸭杀猪等,自认为这样能破除红房子的“威力”。其中他做得最认真也最频繁的一件事,是一年到头风雨无阻地沿着红房子的墙角、屋边撒石灰粉,用以祛除所谓的“邪气”,护佑自家平安。为了让石灰粉常年连成一线,他最终因遭受化学刺激而患上气管炎,咳血身亡。他笃信天下之物皆由天生,祈祷自己和家人的那片天地不生恶事与横祸,追寻本应属于自家的那份阳光雨露。他争取突破资源限制和免除不利环境伤害,维护与保全宅邸。在寻求良性生存环境的抗争过程中,展现出他对家园的执着捍卫和对环境正义的合理诉求。

  审视正在发生变迁的传统生活方式

  贯穿“回去”系列小说的主要人物爷爷绰号“长毛阿爹”,年轻时当过兵,阅历丰富、有勇有谋,连老师见了他都总是客气地点头哈腰。照他看来,“村子大了,就像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什么事都见得到”。基于此,“回去”系列小说描摹了这片土地的世事变迁与人世沧桑,书写了在传统生存状态渐趋消解的过程中,周遭人等对自然环境的伦理抉择。

  《日本佬》中,父亲曾与村人关金发生过争执,关金后来当上了生产队副队长,对父亲及“我”家百般刁难,其伎俩之一是扣工分。父亲被派去槽厂做工,干的是将毛料捣成纸浆的力气活儿。靠天吃饭的父亲果然无法适应这样的劳作方式,这活儿需要每日赶早给关金的亲兄弟关银、堂兄弟关林备料,结果常因无法协调,稍迟即被关金专横无理地扣罚两个工分。于是,为让过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家生活的父亲在鸡打鸣之前能起床赶工,无奈之下,母亲去外公家偷来闹钟,一向克己复礼的爷爷将其藏于祖传夜壶,引来的是外婆上门对“我”全家指名道姓的一番辱骂。就此,这场闹钟争夺战的参与者,爷爷、外公、外婆、父亲及母亲,围绕闹钟这一工业文明的产物所展开的膜拜与争夺,不再仅是道德伦理之争,而更多地呈现出原始自然生存方式的被瓦解、被颠覆,以及人在工业文明背景下的挣扎与异化。

  工业文明势不可挡,城市文明浩浩荡荡。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生存方式已经不重要了,土地已经不重要了。《畜生》中的富根年轻时仰仗自己跟东山寺的老和尚练过轻功,借此专事爬火车敛财。当火车像脱缰野马一样冲来时,他噌的一下爬上去,盗取尽量多的物品后又噌的一下跳下脱身。爬了几年火车后,他可说是要什么有什么,身边的男人都怕他,女人都爱他,过着乌鸦变凤凰的惬意生活,根本未将本乡本土看在眼里。然而,后来他不慎从火车上摔下,被飞奔的铁轱辘压掉双腿,他像一团烂棉絮似的被抬回村,自此“龙变虫”。钱财已经耗尽了,甚至被迫卖掉父母遗留的茅草屋,一年四季吃住在祠堂里。最后,他只剩下一条命,靠捡拾自然物产及乡人接济过活。也只有沦落到这般境地,已成瘫子的富根每日爬行于乡间,向自然延伸并与其融为一体,才真正得以了悟世间百态。从土地上“挣脱”出来的富根以悲剧的姿态重新“亲近”土地,并真正“长大成人”,这是一个隐喻,也是对现实的提醒。

  赋予其他物种以生存权利

  乡野生活中人与动物不免频繁接触,人除了需要尊重其他生灵的天赋价值外,还要敬畏其应有的道德权利,即不遭受痛苦虐待与被随意宰杀的权利。于是,乡人虽说不出什么有关生命系统链条彼此依赖、环境网络普遍联系或人畜平等的大道理,但对与其朝夕共处的他类生灵怀有感恩之德,对其有敬、有恭、有节,取之有度、有所不为,绝不竭泽而渔、饮鸩止渴。

  《畜生》中,在儿童的世界里,小动物犹如小伙伴陪伴着自己成长。他们似乎在摇篮里就学会了爬树、游水、摸鱼或抓蛇。叙述者“我”记忆中的生平第一次喝酒及醉酒是在一九七四年端午节这天下午,醒酒则是因为两只老母鸡在其身上又啄又叫。老母鸡旋即“开怀大笑”,而“我”却头晕得不行,身子骨瘫散,犹如瘟鸡一样。出门后发现,午后的街巷与弄堂没有人,只看见鸡啊、狗啊、猫啊……它们在空荡荡的村子里,一点儿都不怕人。同乡兼同学小姑娘水水家的狸花猫最气人,“跟水水这人一样,贼精,好像知道我心田里也长满痱子,在着火,管不了它,居然放肆地当着我的面,恬不知耻地叼走了铁匠家的半条带鱼”。在如此童趣中长大的孩子,虽未必能讲明什么深奥的伦理意蕴与道德责任,但会始终努力避免伤害与毁灭他类生命。

  与之相应,在成人世界里,人与牲畜同样和谐共生。木金是村里的“名人”, 因他照看水牛特别周到精心,而水牛是生产队最宝贵的财富,甚至比人还金贵。他智力有障碍,虽力气大,但一般的农活做不来。他给庄稼除草,把庄稼一起拔掉;插秧,把秧苗倒着插;播撒麦种,因手抖,长出来的麦田像瘌痢头。因此只能被安排专事放牛。当地的水牛极易患羊癫疯、黄疸等疾病,但木金照看的水牛总能免灾。他以牛棚为家,以至于爷爷说:“人总有一用,木金是给牛用的。”村里人都说,木金就是牛的爹妈。出乎意料的是,后来木金竟因一己私欲“糟蹋牛”,遭枪决后无人收尸,村里所有人的态度惊人一致,认为这是丢人现眼的事儿。爷爷以前可怜木金是傻子,对他不错,经常给其送吃的,此时却直言再帮他是干缺德事,气愤地说:“以前他是人,现在他是畜生,该死的畜生!”父亲则说:野兽、野狗会去收的,“它们会把他啃得一根骨头都不剩”。对此,就连孩子们也同样态度坚决,都觉得他是罪有应得。耐人寻味的是,后来木金照顾过的三头水牛寻到了行刑的地方,围着他的尸体死活不肯离开,直到村里派去牵牛的人将其架到牛背上才肯跟着走。照爷爷的说法,“都说狗通人性,看来牛也是通人性的”。通过这样的奇异叙事,小说呈现出人与其他物种相互依存、同生共融的生态景观。

  可以说,立足环境伦理审视人与环境的关系是麦家“回去”系列的主旨,其中通过描写乡土民俗、时代变迁与人世沉浮,褒扬了尊重与维护生命发展、促进其价值实现的善,批判了压制、伤害甚或阻碍毁灭生命发展的恶,并将其视为必然的、普遍的与绝对的伦理原则。这些小说重审人的自然本性及其对自然生存环境的伦理信念、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倡导在维护生态环境、遵循自然发展规律的原则下,重建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互惠协同的互动关系。

  《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01日 08版)

[责任编辑:丛芳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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