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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文化应用性研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2017-05-06 03:1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编者按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炎黄文化应用性研究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研讨会以“将炎黄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为主题,就炎黄文化应用性研究,展开了热烈的学术交锋与文化交流,形成了许多重要观点与宝贵意见。本刊选取其中两篇发言,以飨读者。

  从拜祭炎黄想到的

  作者:许嘉璐(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拜祭炎帝活动已有八届,拜祭黄帝活动已有十一届,参加者越来越多,关注者遍布五大洲,动辄数亿人。这是为什么?希望把这项拜祭活动上升为国家级拜祭活动的呼声渐盛,又是什么因素、环境、条件激励而生的?这值得社会认真考虑。如果没有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古农学、考古学、哲学,特别是世界史学的综合研究,就不能给予拜祭炎黄以充分的理据,拜祭活动将是水上浮萍。我认为,拜祭炎黄标志着,或者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高扬,甚至可以说是又一次觉醒的标记。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觉醒先后有四次。

  第一次文化觉醒是武王伐纣,其革命性在于废除了殷商对“天”的无休止的淫祀,周王朝剥夺了虚无缥缈的王命神授的权威。当然,任何一次社会巨大变革,都会保留着前代的文化元素。“其命维新”的周,“天”的地位明升暗降:尊祖敬宗列为第一,祭天成为王家专利,诸侯、官员、百姓也转而体现对人的无限尊重。尊祖是因为先人筚路蓝缕之不易,以及财物、技术、道德传给子孙的苦心。相比之下,西方经过神权高于一切的黑暗中世纪,才把神请下宝座。尼采说上帝已死,其实死去的只是神的躯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哲学学科研究里,上帝仍然无处不在。文艺复兴后出现的一批科学、思想精英,如牛顿、笛卡尔、培根等,颠覆了《创世纪》,也颠覆了希腊诸神,虽然他们创造了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快速发展了科学和技术,但又把这些推上了神位。即使如此不彻底的文化觉醒,也比我们晚了近四千年。

  中国文化的第二次觉醒,是秦统一中国。秦剥夺了王公贵族的政治特权,设郡立县,从平民(纵横家、士人)那里选才任职,例如韩非、李斯。可惜其势太猛,十年即灭六国。周八百年培育的贵族政治,突然灰飞烟灭,再加上秦耗尽人力、物力,法律严苛,不倡道德,社会无底线,种种“苛政”诱发了多股力量反秦,始皇定尊十余年而秦亡。

  第三次文化觉醒是从19世纪列强的炮舰和刺刀惊醒了一批“先知先觉”者开始的。经过曲折崎岖的道路,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五千年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我们一直没有停止在实践中探索发展。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文化觉醒:弘扬民族优秀传统,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精神;排出机体里西方“传统文化”及其变种的激素。这些激素是含毒的,在输出者那里,毒性已经不断发作,造成了当今世界无处不在、无时不显的种种危机。

  西方从牛顿、笛卡尔他们那里一直走来,到20世纪中叶,一批智者从极度膨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中惊醒,急切呼唤:世界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文化多样性、不同文化对话、质疑其“传统”命题、诅咒金融寡头之声不绝于耳。而其批判笔锋之所向,与中国人民的感受相同,他们力图构建的理论框架又与中华文化相近。可惜的是,在国际交流场合,中国学者的声音还不多。

  中国正在进行的第四次文化觉醒恰与西方文化自我否定的浪潮相遇。如果说17世纪的“文艺复兴”是对神权的否定,那么几十年来西方主流思潮则是否定之否定;如果说由佛罗伦萨起始的那场思想革命是“人类”第一次的文艺复兴,那么,如今上述的中西合流的浪潮可以视为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它所引导的将是多样性文化不停顿地对话(这意味着彼此尊重、理解、欣赏和学习),各自复观文化的源头,反刍祖先的智慧,携手走向今人难以想象的美妙未来。在这样一个格局大演变的形势下,中国的学界(包括自然科学界)是否应该向自己提出并努力回答如下问题:

  我们如何迎接这一伟大的变革?

  我们能否成为新格局的弄潮儿?

  为此,需要怎样的胆略和风格?

  加强炎黄文化应用性研究

  作者: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炎黄文化应用性研究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里结合拙著《炎黄国祭论》,就“炎黄文化应用性研究”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注重应用性研究是中国学术尤其是史学的传统。《增广贤文》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道出了中国人对历史文化研究的应用性态度。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表现了他以史学为己任的自觉性。同时,他探究“成败兴坏之理”,显然是要服务于当时的应用性研究。至于他评《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采善贬恶”,指出史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更是其应用性研究态度的体现。在司马迁的影响下,注重史学镜鉴功能成为中国学术传统。

  我们今天面临着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问题。这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历史,需要传而统之;现实,需要构而建之。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主要是一个构而建之的问题,必须加强炎黄研究,尤其是加强炎黄文化的应用性研究。

  改革开放后,我国多地都十分重视对炎黄进行应用性研究,而炎黄祭祀是重要的抓手。近两年来,学者们在“炎黄祭祀”这个题目下对祭祀的思考与研究多了起来,而且展开了学术争论,比如,引人注目的炎黄祭祀的庙陵之争就是如此。争论的双方都主张从国家层面对待祭祀问题,但是目前我们并没有一套完整的国家祭祀理论系统。

  我们研究“炎黄国祭论”的切入点是共和国的祭祀问题,研究方式是清理从古代祭祀里的民本思想到当代人民英雄祭祀的发展脉络,并且将人民英雄祭祀与炎黄祭祀结合起来,从而构筑出一个共和国应该有的国家祭祀体系。

  这个体系,很好地体现了以人民为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复兴起来的中华文明,不仅对社会主义要敬而爱之,而且对中华道统也要敬而爱之。再现人民英雄祭祀的发展脉络的过程,在本质上变成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建设过程。

  在炎黄国祭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强调以“再生性创造”这个概念解决如何应用的问题。应用性研究,即是综合性再生的过程。就像进化过程中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其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精神创造也要再现其前成果的“鳃弧”。

  进一步看,这里所说的“再生性创造”包含三个方面的递进意思。一是炎黄文化绝不是进入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仅供欣赏观瞻。过去,它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今天,它更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炎黄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命共同体”历史积淀下来的、原生性的文化,我们应对其再创造、再发展。这种在“原生性创造”基础上再次创造与发展的活动及成果,就是“再生性创造”。二是炎黄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对炎黄文化的再生利用,需要以全球视野、中国立场、问题意识、实践导向为原则,为它赋予新的张力。三是炎黄文化的创造主体应该是普通大众,而不仅是少数实践儒家理想的知识分子或者精英群体。

  “再生性创造”不应是学者间小范围的精英式讨论,而是要把创造主体归还给广大民众,使传统思想回到“生活日用化”的原点。“再生性创造”使参与其中的任何个体都是创造主体,都会用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来接受传统、领悟传统、丰富传统、传承传统。炎黄文化继而实现了“再生性发展”,进入下一个创新发展阶段。

  所以,从综合性再生创造的角度看,应用性研究是很严肃的研究。它是尊重和弘扬优秀历史传统之需,也是现实构建之需,更是炎黄文化研究之需。

  《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06日 11版)

[责任编辑:丛芳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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