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大舅舅汪曾祺

2017-05-12 05:51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金传捷

  我与大舅舅汪曾祺仅有四回见面,每次见面时间长短不一。但虽如此,大舅舅却多次关心我,无论从文学、书法,还是个人婚姻等方面,都时时牵挂着。

  我第一次见着传说中的大舅舅是在1981年10月一天的下午,当时我跟着爸妈在高邮通湖路最西端运河边的汽车站接他。这次回乡,是他应高邮县政府邀请,回到阔别了42年的故乡。一车人从车上下来了,因为没见过这位大舅舅,我茫然地看着一众人群。这时一位60来岁、中等个子、身着中山装的老人,缓步走向我们,眼睛与我母亲汪丽纹刚一碰上,没有任何迟疑,便很笃定地拥抱在了一起。我知道了,眼前这位老人就是我的大舅舅。

我与大舅舅汪曾祺

1981年,汪曾祺(右三)回故乡高邮探亲,与家人合影。右四为本文作者金传捷。

  大舅舅这一次回乡的时间最长,前后约40天左右,前30余天住县第一招待所,后一周住家里(即现在的汪曾祺故居)。在高邮的这段时间,是大舅舅这一生最感惬意的时光。爸妈下班后,带着我和姐,几乎天天去招待所坐一会儿,喝茶、谈高邮往事、聊家常。只要没有官方应酬,大舅舅总会提议:回家去。我们便从招待所一路步行回家,边走边谈。一进家门,大舅舅就对我爸说,桌子搭开来,炒个鸡蛋,抓把花生,先喝起来。爸爸随即下厨做小菜。于是,我们就都围桌而坐,我就陪大舅舅先喝起来。大舅舅喝酒很慢,吃菜也很少,只是用筷子夹一只醉虾或一小撮大蒜炝茶干,品个味儿。更多的时候,他是问东问西,说这说那,并时时开怀大笑。有一次酒后,他让我爸把宣纸铺下来,提笔写下“滨河野筑”四个字的横幅。他自己看了这幅字说:还有点意思。我爸说这幅字有日本书法的味道。他哈哈大笑,说这是洋河大曲作的怪!

  大舅舅得知我已经报名参军,问我验的是什么兵种,部队在哪儿?我告知是海军水兵,部队在上海。几天后,他即买了本紫色绒面的影集送我,并在影集的扉页用毛笔题写了:

  “乘长风破万里浪”

  送捷甥参军

  曾祺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

  在我到部队写信回家报平安后,大舅舅又专门作了一首诗,写成条幅送我:

  东海日升红杲杲,

  水兵搏浪起身早。

  昂首浩歌飘然去,

  茫茫大陆一小岛。

  写与小捷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大舅舅

  1986年秋,大舅舅与黄裳、林斤澜等受扬州市政协邀请到扬州参加文学活动,活动间隙,他专门回了趟高邮,这次回来只逗留了三天。回到高邮,他首先要回家看望我外婆(任氏娘)。在进家门前,他在门口的水泥台阶上给任氏娘行了跪拜礼。外婆赶紧挽住他,对他说:“曾祺,不可,你也是见孙子的人了。”他说:“那不行,这是汪家的规矩。”大舅舅那天很兴奋,坐在家里的瓷鼓(过去汪家花园花厅内陈设的鼓形钧窑瓷凳)上,回忆起过去花园内长了哪些植物;说他经常挟一本书,带一块王二家的牛肉,倚在树杈上,边啃牛肉边看书,一待就是半天;还说到太爷为防孩子们在花园玩得时间久,编故事说花园有个白胡子老头,专抓孩子……我乘兴拿出几幅练写的书法和几篇已发表过的散文,请他指点,他很仔细地看了一遍,还用铅笔为其中一篇文字改了一个词。他对我写的《傅老先生》一文大加赞赏,说这篇文章的结尾尤其好。此次他回到北京,在写给家里的信中特别提到了我:“小捷很有才气,他的字很有希望,叫红梅督促他用功。让小捷学学做旧诗,写字老是抄唐诗,没劲。写自己的诗,字可以更有个性。写旧诗,不难,要他慢慢来。一开始总会不像样子,写写就好了。太爷就跟我说过:‘文从胡画起,诗从放屁来’。”过不久,大舅舅又写信来,说是已为我联系好去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深造,但必须要脱产学习,并寄来了入学登记表格。我当时在高邮中医院上班,找院长谈脱产学习的事,院长回说,我们医院不需要学文学的,脱产不可能。此事遂成为憾事!

  大舅舅最后一次回乡是在1991年秋天,应高邮商业局邀请参加北海大酒店开业活动,因“北海大酒店”的店名是由大舅舅题写的。此次,大舅舅携大舅母一起到了高邮,这是大舅母这辈子唯一一次来到高邮。他们被安排住在北海大酒店五楼的套房内,套房有会客厅和卧室。所住套房的客厅中,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常常有人到访,有官方的,有民间的,也有学生。大舅舅是来者不拒,与来访者皆相谈甚欢。因北海大酒店距家里很近,步行仅三五分钟的路程,所以,一天里我们能在酒店与家之间往返好几次。大舅母是新华社高级记者,习惯性地随手带着相机,于是我们家人与他们在宾馆、街头、家里都拍了不少照片。著名的“高邮湖上老鸳鸯”这帧照片,是他们此次回高邮的意外收获。大舅舅与大舅母得知我当时已谈定了女朋友,都很为我高兴,来高邮前,大舅母从北京买了真丝料子给我的女朋友,大舅舅则亲自跑到荣宝斋买来洒金宣纸,为我书写了新婚喜联(嵌字联):

  风传金羽捷

  雨湿小梅红

  我最后一次见着大舅舅是1997年5月27日。此前表哥从北京打来电话,告知家里,老头儿已于1997年5月16日上午10时30分在北京友谊医院去世,遗体存放在友谊医院,定于5月28日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5月25日,我妈带着我和大姐,还有高邮的几个亲戚,从高邮出发,在南京乘火车赶赴北京吊唁。5月27日下午4时50分,天下着细雨,汪朝问要不要带伞,我们说不用。我们一众人步行去了友谊医院,直奔医院太平间。隔着玻璃门窗,我看到工作人员正给大舅舅整容。整容室玻璃门外站着一个全身黑衣的年轻女子,问了知是曾明了。我们连同汪明、汪朝都进了整容室,看工作人员为大舅舅整容。大舅舅显得很安详,面部还很饱满,依然是他活着的样子。不一会儿,林斤澜、余华及坐着轮椅的史铁生等作家也到了,他们是提前来悼唁的。5月28日上午9时20分,我们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大舅舅的遗体告别仪式。在签名处,每人领取一枝玫瑰花和一张汪曾祺生平简介。我们作为家属,先在大舅舅遗体边分两排站好,目光接送4人一组从全国各地前来悼唁的人们。大舅舅躺在一片鲜花丛中,前来告别的人,一个一个把手中的玫瑰花轻放在他的遗体旁。整个大厅回响着低沉的大提琴声——圣桑的《天鹅》。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着大舅舅,却没能与他说话。因为,他再也不能与我说话了!

  (作者:金传捷 系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业余从事文学和书法艺术创作,曾发表过《傅老先生》《人淡如菊》等多篇散文。)

  《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12日 13版)

[责任编辑:邱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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