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商才

2017-05-12 06:02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刘江滨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中国人妇孺皆知的名言,即源自他的著作《日知录》。原文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经梁启超先生提炼概括,从此脍炙人口。但顾炎武为世人所不知的是,他与传统的文人不同,他还是一个具有商业头脑且能力颇强的经营大才。

  中国古代社会一贯重农轻商,商人即使拥有大量财富也没有社会地位,为人所鄙薄,明代即有商人不得穿绸缎的律条。文人清高,恃才傲物,更是瞧不起商人,对金钱好像也有仇似的,讽之为“孔方兄”“铜臭”“黄白之物”。《世说新语》里那个王夷甫从不言钱,说钱好像脏了口,称之为“阿堵物”。但这些文人同样也让人瞧不起,被称为“措大”“冬烘先生”“腐儒”“书呆子”,顾炎武说得狠:“一为文人,便不足观。”

  顾炎武思想的核心观点是“经世致用”,他对文人的清谈、玄学深恶痛绝,对王阳明的“心学”也嗤之以鼻,认为这是误人、误世的学问。顾炎武一生致力于对天下苍生有用的学问,《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军制论》《田功论》《钱法论》等,研究的都是“当世之务”,凡赋税田亩、钱币权量、河槽水运、盐铁地理等,无不是最切实际、最接地气的论说。他痛斥明代亡国就亡在明代理学脱离实际、空疏抽象、虚无缥缈的清谈上,“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认为整天坐在屋子里胡思乱想,于现实毫无裨益。

  有经济论说的文人儒生已是十分少见,身体力行者、卓有成就者就更稀世罕有。顾炎武这一点,真乃当今文人之楷模。顾家在当时的昆山是名门望族,家有田产八百亩。38岁那年(顺治七年),他被迫剃发,“稍稍去鬓发,改容作商贾”,开始做生意,贩卖绸丝布匹药材。后来他弃家北游,把老家的田产全部典卖,带了一千两银子到了山东章丘。这银两不能总带在身上,不方便也不安全,且时间久了,总有花完的时候,便高息借贷给了当地一个地主。这个地主没有按期归还本息,后被判将一千亩田产做抵押,于是,顾炎武在章丘拥有了自己的良田沃土,成了大财主。他可以种田植树,也可养禽牧畜,还可像陶渊明一样采菊东篱,悠然南山。没有了生存压力,顾炎武能够一心做他的学问,还能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可以想见,如果顾炎武没有经济头脑,也没有经营能力,那么,他的银两花完之后,就只能在他乡靠朋友接济活着,穷困潦倒,他的人生理想只能是远隔蓬山千万重了。

  在章丘生活了20年,顾炎武又离开山东,到了山西。他与朋友李因笃等二十余人一起,筹措资金,招募农工,在雁北垦荒。他采取的是“股份制”方式,行之有效地管理和分配。他从南方聘来了能工巧匠,引来水车水磨,教会了农民水利灌溉,并和年轻人一道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有顾炎武这位经济学家的擘画,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蛮荒之地长出了葱茏茂盛的庄稼。顾炎武的垦荒大获成功,“累之千金”,发了大财。当然,富了的并非他一人,他顾念的是天下苍生。他将江南的丝织设备和技术引进西北,在开矿以及发展畜牧业、工商业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在山西他还结识了另一位著名的反清同志、大学者大书法家傅山,两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并且合伙干了一件大事——创办票号。《清稗类钞》载:“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密,为顾炎武所订,遵行不废,故称雄于商界者二百余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史》中,章太炎在《顾亭林先生轶事》中皆认为票号为顾炎武、傅山所创。谁都知道,有清一代,山西票号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此说来,顾炎武既会做实业,还懂金融,可谓中国近代银行的老祖宗。

  顾炎武坚守民族气节,绝不仕清,所以终其一生只是一介布衣,平头百姓。然而他的胸怀廓大,心系天下,“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他被人称为“通儒”、清代经学之祖。他的“经学”,不是空头讲章,不是纯学术理论,关键是“致用”。先己用,后他用,先利己,后利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我们社会不需要“百无一用”的所谓清高书生,缺少的恰恰是顾炎武这样的大才通儒。

  《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12日 15版)

[责任编辑:邱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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