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境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会通的关键

　　【论点摘编】

　　祝和军在《东岳论丛》2017年第4期撰文，当前，学术理论界和文化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学理层面系统地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就逻辑地构成了中国人解读、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前理解”。从广泛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契合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是否可能”已经不是问题，重点在于“如何可能”。

　　作者认为，对“实践境域”的强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会通的关键，也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深层学理根据。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表现出对实在论倾向的超越。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的提出，不仅确立了实践在自己“新世界观”中的本体论地位，而且提出了“新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即以（实践地）投入的方式去领会、理解的运思方式。而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的致思取向与马克思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它自觉排斥了外在地追问“道是什么”的认识论倾向，拒绝了“人不在场”的实在论立场。另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在品格上都注重实践过程中的意义生成。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历史观与方法论内在地镶嵌于“实践”范畴中。“作为实践去理解”，不仅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而且深刻地揭示出人类历史特有的展开方式，即实践地生成。中国文化虽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学说那样立足“实践”构建宏大历史叙事，但对实践开启的生成境域保持了足够的敏感。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对语言抽象性和知识教条化的提防上。

　　《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