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德恒（系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
编者按：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不仅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外来文化，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内涵，同时也以文明大国的文化优势，对东亚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影响到这些国家历史、文化与文学的建构。这里所辑的三篇文章，张德恒、刘世明的两篇，是关于一个半世纪之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在对江户时期日本《春秋》《尚书》研究的梳理中，揭示了中国经典文化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对日本近代历史与文化的影响。王伟的一篇，主要谈的是“引进来”的问题，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吸收，并希求通过对中外文化的交流研究，揭开《楚辞》等上古文献中的文化谜团。虽然这些观点还在探讨中，但对我们研究视野的开拓，对推进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刘毓庆）
德川时期的日本文化繁盛，成就斐然，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国儒学在扶桑的广泛传播，深入影响。德川时期，随着对儒家经典研探的不断深入，日本涌现出很多儒学名家、儒学流派，产生了一大批学术价值颇高的研究著作，为推动日本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春秋》学的发展及其对德川幕政、思想观念、思维方法，乃至近代日本历史的影响，即具有代表性意义。
德川《春秋》学的发展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德川初期（1603—1691）。此期的研究以幕府官学为主，作为德川朱子学派领军人物的幕府大学头林罗山，不仅在收集、校勘、刊刻、传播《春秋》经学文献方面用功甚巨，而且直接开启了德川日本《春秋》经学的考证考据之风，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林罗山的子孙及后学，著作纷披，成就蔚然，使朱子学派在此期的《春秋》经学研究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德川初期《春秋》学的传播和发展，对幕府统治的维护和巩固裨益良多。这突出地表现在幕府对大名的分封中。幕府依据大名与德川家族关系之亲疏，将大名分成不同种类，其中亲藩与德川氏关系最近，亲藩中的纪伊、水户、尾张三地的藩主组成“御三家”，统辖着关东地区和其他军事要地，实为幕府之藩屏。这种为政之法显然是对《春秋》经传的资鉴。《左传》（昭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左传》（僖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亲藩之下依次设有谱代大名、外藩大名，幕府经常以各种名义剥夺、转封大名的领地，而这，或许亦受到《春秋》经传中诸侯国迁徙封地之启发。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列出二十个曾经迁徙的国家，而陈槃列考春秋诸国，复增益迁徙的国家七十一个。德川幕府正是资鉴于《春秋》经传，权时制宜，妥善措置，从而结束诸国长期混战之局面，为其统治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
日本人批注十三经图 资料图片
第二阶段是德川中期（1692—1779）。此期日本儒学中的古学派占据明显优势，在其推促下，日本儒者对《春秋》经传的攻研开始朝着深细精微的路向发展。儒者们不再满足对《春秋》经传的一般性了解，亦不再株守着中国古人的注疏视若拱璧，而是开始对经传含义展开具体而微的探索、阐释。较之初期，德川中期的《春秋》学研究阵容明显扩大，著作数量明显增多。德川中期《春秋》经学的发展，促成了日本文化意识的觉醒，提升了日本民族的自信心。德川之前，日本自居偏邦遐夷之地位，文化自信力较弱。德川时期，随着《春秋》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日本逐渐提升了文化自信力，这突出地表现在德川儒者对“中国”这一概念的诠解中。原本，中国早期经典如《诗经》中出现的“中国”，多涉政治或地理意义，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桑柔》“哀恫中国，具赘卒荒”等。但是到了《春秋》三传中，“中国”一词获取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往往在夷夏之辨的文化语境中被提出，如《穀梁传·成公九年》“莒虽夷狄，犹中国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左传·庄公三十一年》“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中国”与夷狄彼此对立，语意互敌。德川儒者从文化的立场重新定义了“中国”一词的含义。如上月专斋说：“华言者以汉土为‘中华’、‘中国’，不识《春秋》名分，俗儒之纰缪也。夫天地广大寥廓而无际限，是以天地之中，无一定之中，则所居之民人，各中其国、华其国，是天地自然，非人为矣。”浅见絅斋（1652—1711）言：“吾国知《春秋》之道，则吾国即主也。”“孔子若亦生日本，必从日本立场立《春秋》之旨，是所谓善学《春秋》者也。今读《春秋》而曰日本为夷狄，非《春秋》害儒者，系不能善读《春秋》者害《春秋》也。”毋宁说，正是《春秋》经传促使日本摆脱了以遐夷偏邦自处的文化自卑，从而促进了日本文化意识的觉醒，提升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心。
第三阶段是德川晚期（1780—1852）。此期的《春秋》学走向全面繁荣。在清代考据学的持续影响下，此期的日本《春秋》学研究，既打破了林氏官学的统治地位，也打破了古学派的一统江山，诸派并作，蔚成大观。德川晚期《春秋》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启蒙了日本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顺利实现脱亚入欧奠定了思维基础。儒家经典中，需要运用天文历算等科学方法进行探研的首推《春秋》经传。德川中晚期的《春秋》经学研究，巨细靡遗，众彩纷呈，对《春秋》经传中所涉及的天文历法问题之探究，促进了日本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形成。关于天文历法的记录，散见于《春秋》经传之中，虽经杜预以迄清代众多中国学者之钻研，但仍有开拓之余地。对此，中井履轩、帆足万里，在其《春秋》经传研究著作中均有细致阐述。履轩本“格物致知”之精神，批判鬼神之说，反对教条主义，深细推阐《春秋》经传中的天文历法问题，其研究方法旁涉多门，精微细密，对日本科学思维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帆足脉承履轩，不仅对《春秋》经传中的天文历法问题多事阐发，而且广求天地自然之道，“大块之所以生，星行之成侧圆，地之广狭，海之二潮，磁石之指南，大气二质之用，火之生焰，及人之气息，是其学之至要者”（米良仓《帆足文简先生墓碑铭》）。由皓首穷经之儒到细推物理之科学研究者，此种转变，实受《春秋》经传之发启。
第四阶段是幕府末期（1853—1867）。其时阳明学大行日本。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激发此期的《春秋》经学走上了致用、实践一途。幕末乃至明治初年的《春秋》经学突破对纯学术的攻研，学者们针对日本的现实，通过撰述《春秋》经传研究著作而对时代难题作出回应，因此，这些著作往往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从而具有经世致用的品格。幕末《春秋》经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日本近代的历史，对“尊王倒幕”、明治维新，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春秋》经学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尊王攘夷”。幕末的日本，内部四分五裂，外受列强侵逼，当此之时，依托万世一系的皇室作为统一日本之基础，进而内安外攘，成为延续国脉、摆脱危机的唯一方式。于是“大义名分之声起，虽甚为微弱，然兹有国难，无论如何，必须统一国家。以此之力，同担国难；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此一精神猛然而起，就产生了攘夷党、勤王党。勤王党、攘夷党结为一体，产生了‘尊王攘夷’，终成一民族之大运动”（大隈重信《明治宪政经济史论》）。幕末志士正是在《春秋》经传“尊王攘夷”观念的启发下，赋予“尊王攘夷”以鲜明的现实意义，身体力行，躬自实践，才终于使日本摆脱危机，实现国富民强，这是《春秋》经学影响近代日本历史的一大显征。“尊王攘夷”的观念也深刻地影响着德川幕府内部成员。水户藩德川光国于明历三年（1657）创设史局，将尊王思想灌注于《大日本史》的编纂之中，可以说，“尊王攘夷”正是历经二百五十年编纂修订才最终完成的《大日本史》的主体精神。德川光国倡导大义名分论，力主尊王，此种精神之感召，流风所及，直接影响到幕府末代将军、光国后裔德川庆喜。德川庆喜五岁就学于水户藩弘道馆，在父亲德川齐昭和教授们那里受到严格教育，深受大义名分论及尊王思想濡染。职是之故，在幕末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下，德川庆喜果断做出“大政奉还”之决定，从而使日本避免了被殖民地化的命运，顺利实现明治维新。这亦是《春秋》经学影响近代日本历史进程的典型事例。
总体而言，德川《春秋》经学的发展，对江户时期的文化思想、政治统治皆产生了显著影响。《春秋》经学在德川日本的发展及其所产生的深广影响，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深刻而强韧的感召力、影响力。近代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危机重重的困境中走出阴霾，迅速实现国强民富，正是内蕴中国文化、外师西洋科技之结果。
《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22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