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平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60后”作家访谈录》是一本文学史家做的研究性访谈，自然处处有史家见地。但这本书里却没有我们熟悉的苏童、格非、迟子建、毕飞宇、韩东、李洱等“60后”作家的中坚力量的身影。放心，一个专业的文学史研究者不可能出这么大的纰漏，只能想他是有意为之。考虑到周新民教授文学史研究专家的身份，也考虑到他的访谈还在进行中，至少可以这样想，他所做的工作对文学史有补遗和修复的意义。事实上，完整的“60后”作家版图，如果仅仅是上述我说的这些所谓中坚作家，放在20世纪90年代，差不多是可以的，但现在看是已经很不完整了。如果仔细看当下正活跃的“60后”作家名单，现在谈论得最多的大多出生在1965年之前，成名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其后“70后”“80后”作家接踵而至。作为代际链条的“旧人”，晚出的“60后”当然不再是关注的中心。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新生代”会把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作家纳入其中，诗歌界甚至提出“中间代”来专门命名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生的诗人，但终究世界是他们新人的，最迟到1998年前后，中国文学的兴奋点早已经是“70后”们。因此，从代际的角度，一个作家成名要趁早，真的是事实。看周新民访谈的“60后”作家，确实不是他们写得不好，以我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东西、艾伟、邱华栋、葛水平、晓苏、叶舟、王跃文和陈先发、安琪等都是相当出色的小说家和诗人，有的甚至已经是当下中国文学的代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差异，有一点是文学史可以对遗忘的、忽视的或者错过时代潮流的作家予以追认式的肯定。从这种角度，被《中国“60后”作家访谈录》追认和肯定的“60后”作家并不算晚，毕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现在才五十岁上下，正是写作的黄金时代。因此，这本书，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已经经典化的“60后”之外“60后”的集体命名。我想有一天，周新民教授在完成了“之外”的工作，还会不会重新返回并审视那些已经在“60后”之内的“60后”中坚力量，从而绘制完整的“60后”作家的文学版图。
进一步，我们可以思考迄今中国文学研究依然盛行的代际研究。是的，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意识到文学代际命名的局限，但为什么还是固执地进行文学的代际命名？因为，从人与时代的关系考察，“同时代人”是客观存在的。文学的代际命名就是尊重这客观存在的“同时代人”现象。但另外同样是事实，总会有人溢出“代际”，何况以“十年”为刻度的代际命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快速的代际更新。在今天，已经不需要漫长的“十年”刷新一个代际。五年，三年，甚至更短，就有一代新人的涌现和登场。而且，某种程度上，作家的成长和代际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更新还不一定同步。应该充分地注意到，有的作家成人在“代”，但写作却不在“代”的现象。可以说，现在《中国“60后”作家访谈录》的有意搁置和强调，做的是文学史上的纠偏。文学批评家要尽量地靠前到文学现场，而文学史研究者是不放弃历史遗址的勘探的。
再说文体意义上的访谈和对话。周新民将《中国“60后”作家访谈录》定义为“对话批评”。所谓“对话”，在我的理解中是一种以“将心比心”为前提的彼此打开、交流、印证，不排除辩论、交锋和修改。《中国“60后”作家访谈录》并不缺少“人文”的视野，这本书的每一篇访谈，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追溯作家的精神起源，但这不是这本书最引人注目之处。《中国“60后”作家访谈录》内在的对话逻辑是作家的“个人文学史”。而这对一个作家而言应该是“文本史”，所谓时代和个人的精神当然是附着在“文本”上的。换句话说，一个作家的精神史，其实是“文本的精神史”。周新民教授充分地注意到并尊重这一点，看得出，他所有的访谈都做过访谈对象细致的文本编年阅读。如此的“问”和“答”是发生在文学行家之间的证实和证伪，辩护和重新命名。因此，怎么问和如何答，《中国“60后”作家访谈录》提供了文学问题首先要从文学内部解决的范例。至于大于文学的“人文”，则是文学理所当然应该通向的辽阔和丰饶，或者是文学得以辽阔和丰饶的“人文”。
《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31日 12版）
中国·西安 2024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