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转捩点的跌宕人生

　　【深度解读】

没有转捩点的跌宕人生

——访《辛德勒的方舟》作者托马斯·肯尼利

光明日报记者 李盛明

　　我们常常觉得，生命会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发生巨大转变。突然之间做出的决定，或者是意外出现的一个偏差，事后看来都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一个分水岭。某一个刹那之后，人脱胎换骨般不再与此前相似。然而，人生中真的存在这样的转捩点吗？特别是，一个人可以从坏变好，大善大恶之间真可以互相转换吗？面对记者的疑问，肯尼利坦言道：“我并不认为辛德勒的人生经历中存在任何的转捩点。”

　　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是澳大利亚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辛德勒的方舟》1982年获得英国布克奖，以小说为蓝本的改编电影《辛德勒的名单》1993年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日前，在来华出席澳大利亚文学周时，肯尼利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分享了他对于奥斯卡·辛德勒这一人物的理解，以及自己的一些人生体悟。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资料图片

肯尼利 资料图片

真实的辛德勒 资料图片

电影中的辛德勒形象 资料图片

　　复杂人物辛德勒

　　无疑，奥斯卡·辛德勒是一个在复杂历史背景下的复杂人物。他是一位德意志大亨、德国间谍、纳粹党成员。与此同时，他的企业雇用了许多犹太人作业，最终成功挽救了1200名工人免遭德国纳粹的屠杀。通过这样一个特殊而又伟大的人物，我们有机会掀开浩瀚历史的一角，了解一段不堪回首的故人往事。肯尼利说，他并不认为辛德勒的人生轨迹中存在所谓的“转捩点”。辛德勒一个人的机体内同时蕴含着多种不同元素。毋庸置疑，作为一个商人，他想要让自己变得富有。他从管理集中营中获利如此之多，这是他保护犹太人的第一层原因。他清楚地认识到，战争不会永远进行下去，因此为了保护自己在战后的利益，他也会保护犹太人，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未雨绸缪的行为，这是第二层原因。

　　肯尼利在讲述关于他对辛德勒的理解时，表现得客观、冷静，就像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人性的洞察和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没有浮夸之象。肯尼利说，影视剧作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讲述有关辛德勒的全部行为，电影告诉我们，辛德勒的工厂从不生产炮弹——他的工厂的确不生产炮弹，但是不生产的原因是他并不需要。辛德勒在黑市交易中已经获益巨大：他贩售品牌香烟、服装制品和钻石。尽管他是不少犹太人的拯救者，但同时他也是一个黑市交易卖家。他确实不是一个顽固的纳粹信徒。与同时代许多比他更加机敏聪慧的人相比，他虽然也想通过战时产业获利，但是他并不希望人们为他而死，这就是他异于常人的地方。特别是，他也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在波兰，就有另一位好心的工厂主马德里奇，他像辛德勒一样拯救了许多犹太工人的生命。

　　“尽管追求个人的财富利益，但他并不希望他的犹太工人被杀、被迫害致死，这就是他足以令人敬佩的地方。”肯尼利强调。辛德勒的确是一个极其繁复多样的混合体。在他的性格中，追逐利益的想法与拯救犹太人的愿望合二为一。“是的，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人，拯救了如此多犹太人的生命，但是他决然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人物。”

　　肯尼利可以算作是一个历史小说家，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可算作是一种在故纸堆里寻找岁月印记的勇敢探索。肯尼利很敏锐地选择那些在历史中被尘封的宝藏，他的笔下也暗含了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他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辛德勒有许多不良的品质，他风流倜傥、奢靡无度，我们应该从不同的层面来理解这个人物。在那样混乱的年代，人命低贱无比，能够自保已是不易。而能够救你一命的人，未必是品行高尚的正人君子和圣人，却有可能是那些市井泼皮、欺世盗名之人。

　　战时的光环与战后的失败

　　历史当中充斥着值得去深入思考的人和事，如果我们仔细剖析辛德勒这个人物就会发现，这个真实存在过的伟大人物在战后的生活并不如战时那样成功，这一点在小说和电影中都回避了，而肯尼利也没有机会能够见到辛德勒本人。辛德勒去世于1974年，而肯尼利第一次见到幸存者利奥波德·普菲佛伯格（他把辛德勒的故事介绍给了肯尼利）已经是在1980年了。肯尼利说：“我的确没有机会去亲自了解辛德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我又确实认为我了解辛德勒，这是因为在我身边有许许多多了解和熟识辛德勒的人。”辛德勒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他具有非凡的魅力。在饥馑与战乱的年代，甚至他集中营中的女监犯都说他非常性感。因此，作为一个小说家，肯尼利会在小说里尽力重塑辛德勒的形象。

　　战后，辛德勒住在法兰克福的时候已经破产，他后来主要依靠他曾经帮助过的犹太人的接济生活。肯尼利说：“在我看来，辛德勒之所以在战后没有再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过去之所以能够获得大量财富，靠的是他的个人魅力和吸引力，而并不是经济与商业经营的头脑。在战时，他所接手的都是已然存在的企业，这一点使他能够有资本去挥展他吸引他人的天分。而且在战时，他也有犹太人来为他做所有需要的工作。这些犹太人包括斯特恩（Stern）、班克亚（Bankier）等。他们尽力使得辛德勒的产业能够得以运转，因为这也事关他们本人的安危。但是如果没有他们，（辛德勒就不会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肯尼利特别提到了一个名叫莫什·别斯基（Moshe Bejski）的人，这是一个在书中没有介绍过的人物。别斯基是一个年轻的犹太人，战时大约只有20岁左右。他在辛德勒的工厂中负责制造所有需要的假印章。这些假印章使辛德勒能够到炮弹工厂索要犹太工人，并将这些犹太人护送至波兰边界附近，而类似于这种制造假章的技术人才正是辛德勒所需要的，也是辛德勒在战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别斯基后来成为了以色列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因此，许多像别斯基这样的人，他们有强烈的动力去促使工厂平稳运转，以此来为犹太人提供更多的庇护所，而他们十分清楚工厂一旦倒闭对他们的命运意味着什么。

　　红衣女孩与希望

　　对于那些幸运的犹太人来说，辛德勒是个大救星。乐观的人倾向于相信，不管我们遭受怎样的灾难，总会有辛德勒一般的拯救者能够使我们化险为夷。那么肯尼利是个乐观的人吗？对于这个问题，肯尼利回答道：“我的确对人生充满了乐观情绪。我们似乎也能够看到，目前人类正在变得越来越理性，而我们的现状或许可以就此逐渐逆转。”

　　在《辛德勒的名单》电影中，人们对于那个黑白电影中唯一的一抹亮色——红衣女孩印象深刻。在小说中，这个角色也同样存在。红衣女孩对于作者肯尼利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肯尼利说：“她代表了那些在人类的灾祸中被遗忘、被遗弃的儿童，代表着那些在南京大屠杀中、在犹太人的灭绝行动中被遗忘、被迫害的许许多多的孩子。她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只知道应该找地方去避难。”在巨大的历史动荡之中，儿童常常因为不重要而被遗忘，但也正因此，孩子们可以在各种场所与情节中走动。肯尼利说，之所以用红色的上衣，就是为了凸显她的存在，就是希望通过她，代表那些在各种灾祸中受害的儿童。肯尼利痛斥：“我们经常会对孩子们做出各种各样美好的承诺。但是大难临头时，我们却又往往把孩子们置于无比危险的境地。正是社会环境让这些孩子别无选择。要知道，纳粹对待他们自己的儿童要比对待红衣犹太女孩亲切温柔得多。红衣女孩正是那些在人类的战乱与灾祸中仍有希望的表征。”

　　肯尼利是一个创作了50多部虚构和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历史小说家，但他却说：“我并不认为人们从历史中真正学到了很多。我们很容易去接受一些历史的结论，但如果我们真的将这些结论应用于现实，就会发现漏洞百出。”了解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并作为我们对于未来生活的指引，这似乎并不难做到，然而，历史却总在不断地重演。肯尼利说，在澳大利亚，人们最初讨厌爱尔兰人，之后是意大利人，再后是更新的移民。仇视一直没有停止，它在不断换着对象重复。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1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