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的印记

　　作者：武眉凌

　　在我的相册里，有一张20世纪50年代的黑白照片，照片上那名英俊的年轻军官就是我的父亲。五岁的我，懂事又不懂事，记忆中已难以找到父亲的形象，我唯有一次又一次地凝望这张照片。

　　我知道，父亲走时最不放心的就是年幼的我。弥留之际，他手里攥着一块小小的饼干——在那个年代，这算得上是高级食品——他攥了两天两夜，只是一遍遍地喊着我的名字。当姐姐把寄宿在大娘家的我领到他面前时，多日卧床不起的父亲，居然坐起来把我抱在怀中，一口一口喂我吃下了那块小小的饼干。

　　听老人们说，父亲小时候就是一个漂亮聪颖的男孩，深得大伯大娘喜爱，所以，三岁时就离开了自己的亲爹娘，成了大伯大娘的养子。他勤奋好学，又天资聪颖，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军官大学生。可是，正当父亲学业有成准备报效祖国的时候，他的养母瘫痪在床。因为是唯一的养子，父亲只能放弃自己的美好前程回乡尽孝。我没法说他走的路是对还是错，只知道父亲的一生平平淡淡却又真真切切。

　　回村后，不论是在大队当会计，还是在村里任支书，父亲一心为穷乡亲干实事，不辞辛苦不占小便宜。他是三乡五里有名的“秀才”，常被人请去写字画画；他还会剪纸，不管是结婚人家的喜字窗花，还是人死后棺材上的金龙玉凤，无一不出自他的手。我对这些已没了印象，只依稀记得父亲挑着担子出门的背影。那时，我视父亲的工具箱为神物，那是他亲手制作的，上面有许多小抽屉，就像中药房的药橱子，抽屉上的小锁、花草都特别精制。长大后，我常常会想，一名军校毕业的高才生，当他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时，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

　　然而大人们都说父亲是一个曲不离口的乐观人。那时，村东王大伯有一个收音机，父亲借来只听了几个晚上，便领着村里的姑娘小伙们排起了戏曲《夺印》，父亲扮演里面的主角“何支书”，据说戏演得非常成功，还被邻村请去搭台子演了好几场。

　　我想，父亲算是忠孝两全了。他的死，归咎于一场特大洪水。那时，我出生才一个多月，父亲不顾自己已患上心脏病，带领全村人到村外去筑坝，一连几天几夜战斗在水里，病情一下子严重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加上那年月缺乏营养，最后英年早逝，仅33岁。如果不是牵挂着一双儿女，父亲也许连最后那五年也熬不过来。

　　父亲，即使我记忆中已没有了您的影子，我仍然为有您这样的父亲而自豪，仍然将您的话铭记在心中。姐姐告诉我，父亲临终时对母亲说：“你要往前走就走吧，但必须把小凌留下，给大娥做个伴。”自从知道父亲的这句遗言后，我就没惹姐生过一次气。父亲，您放心吧，尽管我和姐不是一母所生，但我们姐妹的心是永远相通的。

　　到现在，我仍喜欢和军人交朋友。曾读过张洁的散文《拣麦穗》，她小时候，大人们逗她：“将来嫁谁？”为了能天天吃到灶糖，她居然天真地说：“我要嫁那个卖灶糖的老汉！”而我，当我小得还总爱站在祖屋的窗户台上“演戏”的时候，就不假思索地向大人们宣布：“我长大了，要嫁个大军官……”

　　听姐说，我小时候，还没一块大青砖长，父亲总是用一只手托着我走东串西。多么想再度变成那么小的我，风雨来了，有父亲宽阔的肩头为我挡风遮雨。父亲，您知道吗？有时看到草绿色，看到您军装的颜色，我都会怦然心动，泪水涟涟。

　　五年的父爱能有多少，却深深地烙在了我的生命里。

　　《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16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