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点校本与中古写本

　　作者：李隆国（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今人阅读古代文献，主要是通过现代点校本。通过对古代文献进行标点和校勘，现代点校本旨在为现代读者提供适合阅读的可靠版本。经过学者精心校勘的现代版本，就是精校精注本，并在使用过程中，逐渐成长为权威性的现代版本。在中古欧洲史的研究领域，“圣徒行传集成”“基督教文献集成之中古系列”和“德意志文献集成”都是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富有代表性的中古文献整理丛书，也往往提供了大批量的权威性现代精校精注本。

　　现代点校本的最高追求是提供最为理想的文献版本。此类版本或者是最接近于文献的原貌，或者是最为全面地反映文献的内容。为此点校者所依托的底本，或者是最早的写本、或者是最全的写本、或者是质量最高的写本。在此基础之上，点校者收集各种写本和早期印本，加以校勘整理，提供一个精校精注本。一般说来，精校精注本的校勘记应列出所有异文，起到使用者能够一册在手，遍览所有写本之效。

　　对于构建现代宏大历史叙事，精校精注本意义重大。宏大的历史叙事，一方面必须建立在可靠史料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史料的选择性利用。现代史学的宏大叙事，紧紧围绕现代国家而展开。与此关系密切的中古文献优先被整理出来，受到重视，乃至被加以摘译，编入各种史料选编中，与特定的教材和课程配套，共同建立起各种影响广泛的现代历史叙事。从这个角度而言，现代点校本对于历史知识的科学化、统一和普及，具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既是“科学化”的历史知识爆炸的时代，也是现代点校本大规模出版的时期。

　　20世纪后半叶，写本研究成为一股新的“旧”学术潮流。说它“旧”，是因为其历史悠久；说它“新”，是因为这种写本研究包括的内容并不仅限于比较某部作品的各种写本之间的异同，确定这些写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进而评价它们的优劣。它的关照内容更加广泛，从写本的物质形态到写本的文化内涵，皆在考察对象之列，可以涉及书写材料和工具（纸、笔、墨、刀、尺等）、写本的制作过程（文体、书写、插图、装订等）和利用过程（保存、使用和流传等）。通过对这一系列内容的探究，研究者能更好地回答如下问题：抄写者是如何抄写和制作的，他们为什么进行抄写和制作，以及抄写和制作活动对于知识生产、传播和文化生活的影响。作为中古知识传播的核心环节，抄写者以及他们所属的组织和机构成为写本研究的焦点。

　　中古写本通常是抄、写不分的。抄写者往往并非被动地进行抄录，而是通过抄写来参与到文本的再创造过程中。抄写什么、是否配图、添加注释与否、是否增删乃至续写，都由抄写者自己掌握和裁定。在某种程度上，中古抄写者是通过抄写来进行创作的。这里试以7世纪欧洲最为重要的一部史书《弗里德伽编年史》为例加以说明。

　　《弗里德伽编年史》的作者不详，也并非一部普通意义上的编年史，而是对一系列史书和史表的汇编。1568年，伊利里库斯将该书分为四卷，出版了第一个现代版本。1885年，法国史学家莫诺以流传最早的写本为底本，即于715年左右写定的巴黎拉丁写本第10910号，编订了现代标点本。这个版本没有分卷，而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写本中6部不同的史书和史表。它们分别是“世代表”、优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编年史正典》、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俗称《法兰克人史》）的摘编、智者的编年史（即叙事至642年的“编年史”，《弗里德伽编年史》中最有史料价值的部分）、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的《编年史》以及伊达提乌斯的《编年史》（后两部作品都是对《编年史正典》的续编）。

　　在莫诺的版本出版之后三年，德国文献学家克鲁西在继承伊利里库斯的版本的基础上，为“德意志文献集成”丛书编订了权威性的现代点校本，也是学者们最经常使用的版本。按照克鲁西的分析，现存的33份中古写本可以被分成5类，第一类即巴黎拉丁写本10910，即莫诺版本的底本；第二类为其衍生本；第三类写本缺“世代表”的最后三章，并在《历史十书》摘编和智者的编年史之间插入了希拉里的《时间简史》；第四类则用《时间简史》和达勒斯的《历史》取代了《世代表》，并续编至768年；第五类则只包含了至714年的续编。克鲁西提供的是最为全面的版本，只要是曾在某类写本中出现的部分，皆被收入。在此基础之上他将全书重新分为四卷。经过这样的处理，克鲁西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极富“现代性”的版本，没有单纯地依托于任何一类中古抄本。

　　作为权威性现代点校本，克鲁西提供的本子具有特别明显的优点，一册在手，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详细的注解，读者对于每部写本的具体异同和优劣，一目了然。通过提供一个集大成性的版本，克鲁西一方面让读者在享受所获得的最全历史信息，另一方面则牺牲了诸中古写本自身的特色，尤其是不同抄写者通过抄写来实现历史再记忆的文化活动。《弗里德伽编年史》中古抄本的流传其实为我们提供了五种不同的文化创造品。中古写本与现代点校本是5个对1个，可以反映5种不同的写本实践和意图，借此可以说明特定的抄录者如何从某个最初的史家手中，接过文化遗产的同时，针对独特的受众，利用自己身边的知识资源，进行抄写选择，再造历史记忆。不同地域流行的写本与不同时代的写本，生动地彰显了中古历史撰述的地方性和时代性，展现了不同社会群体对历史记忆的相互竞争，从而向我们展示了中古早期史学的创造性和多样性。

　　虽然《弗里德伽编年史》是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但是这个案例所展示的现代点校本与中古写本之间的异同关系却具有普遍性意义，即现代权威本的“一”与中古写本的“多”。历史学家需要尊重中古写本和文化的多样性。随着中古写本的加速数字化，这种现代点校本与中古写本之间的对话，必将会更加频繁，也更加多元。与此相应，中古史料将更加丰富，中古史学研究也会更加鲜活而细腻。写本研究最终会使得传统的宏大中古史叙事面临更加广泛的挑战，中古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碎片化”的趋势，但是，这种“碎片化”只是通向建构新的宏大叙事的一个必经的环节，未来的新中古史宏大叙事必定会容纳更多的多元性和地方性。

　　《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1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