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传记的特征、功用及影响

　　作者：史海波，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严格地讲，古希腊最早的传世传记是公元前4世纪伊索克拉底的《埃瓦戈拉斯传》与色诺芬的《阿格西劳斯》。伊索克拉底在《埃瓦戈拉斯传》中自称是古希腊以散文形式赞誉个人美德的第一人。色诺芬除了撰写阿格西劳斯的传记之外，另著有回忆录《远征记》和《回忆苏格拉底》，足见其对个人生平事迹的重视。另有观点认为公元前5世纪便已存在传记及其作者，比如小亚细亚卡尔严达邦的斯基拉克斯撰写过米拉萨僭主赫拉克利德斯的传略。但是其原始文献来源于后来拜占庭的《苏达辞书》，这段记录的真实性一直存有疑问。其他关于传记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提法都有不足凭信之处，但再往前推究，我们不能排除史诗、颂辞、挽词，以及叙事史学的人物描述对传记产生的影响，《埃瓦戈拉斯传》与《阿格西劳斯》明显属于颂辞性质的传记。这种对英雄事迹的重视起源甚早，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向帕特洛克罗斯歌颂了人们的光辉事迹，表明荷马时代的英雄也同样重视历史中的典范。虽然传记起源的情况复杂，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传记正式出现的时候，其文史哲综合特征相当明显。

　　在西方古典传记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修辞、史实、哲学三方面的影响因素并不均衡。伊索克拉底与色诺芬都师从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哲学对传记的介入使得传记注重道德功用，在关注个人美德的前提下，史实变得次要了。《埃瓦戈拉斯传》与《阿格西劳斯》都充满溢美之词，色诺芬甚至赞誉阿格西劳斯这位斯巴达国王“生平从未有一个不能证明其爱国热忱的举动”。而色诺芬的另一部传记性质的作品《居鲁士的教育》，更是在赞颂美德的基础上叙述了居鲁士的出生、童年、征服以及驾崩，其中虚构成分颇多。

　　树立道德典范是西方古典传记最重要的功用。亚里士多德学派也把与美德、恶行相关的趣闻轶事，用之于能够彰显个人品性的专题写作之中，而且这种对趣闻轶事的关注成为希腊化以及拉丁文学的主要特征。古希腊传记所倡导的美德观念，一直渗透到罗马时期的传记作品当中，普鲁塔克甚至被后人认定为道德论者。另外，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政事纷乱、兵燹四起，公民大会、法庭争讼成为德摩斯梯尼、莱桑德一类政客与演说家的天下。诡辩之风盛行，浮夸之气四溢，史学与传记写作难免受到波及。

汉译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封面

　　不过，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相较，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治》《政治学》等作品中更多地运用了历史学方法，对纠正希腊城邦出现的粉饰之风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从色诺芬到公元前1世纪奈波斯之间的传记作品或散轶或残缺，但是根据残篇判断，在传记写作领域也逐渐出现了重视史实的情况。据考证，这一时期重要的传记作家有泰奥庞浦斯、狄凯尔库斯、安提戈诺斯、阿瑞斯托克诺斯、赫尔米普斯、萨提洛斯等。其中，泰奥庞浦斯著有58卷本的《腓力传》，从后世发现的残篇来看，虽然其文辞华丽而重视道德宣传，但其中对腓力二世的某些不光彩的行径已有所提及。赫尔米普斯的传记涉及人物众多，包括立法者莱库古与梭伦，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他们的门生，还有演说家伊索克拉底、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等。赫尔米普斯与萨提洛斯都属于亚里士多德学派，二者在传记中体现出对古物学和历史的偏好。

　　从罗马共和国末期一直到罗马帝国早期，从事传记写作的奈波斯、塔西陀、斯韦托尼乌斯以及普鲁塔克等人都具备史学修养。他们的代表作品分别是：《外族名将传》《阿古利格拉传》《罗马十二帝王传》《希腊罗马名人传》。奈波斯通过趣闻轶事来介绍人物历史，比如他描写阿格西劳斯一直住在祖先留下来的破旧住宅里，也提到他晚年住在埃及，因为举止随便而遭到埃及人的轻视。他的这种叙述方式也使罗马传记向通俗化、独立化方向发展，传记具有愉悦读者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塔西陀本身就是古罗马优秀的史家，斯韦托尼乌斯则利用元老院的诉讼文件书写帝王恶行，他在文中经常指出确切的资料来源。普鲁塔克也显示出对历史的尊重，在《尼西阿斯传》中，普鲁塔克提及了原始文献的利用：“那些难为一般人所熟知的史实，散布在其他学者的著作之中，或者来自古老的碑铭和档案，我费了一番心血加以搜索，不仅仅是为了做学问求虚名，而是让人对尼西阿斯的生平有更深入的了解。”在《莱桑德传》中，他直接引用了德尔菲保藏室刻写的铭文。普鲁塔克虽然曾声明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但《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有时会出现“我写的历史”“据史家推论”等重视历史的词句。

　　对历史因素的重视不代表传记可以等同于历史，二者互不隶属，这一点奈波斯和普鲁塔克已阐述得相当清楚。但普鲁塔克与奈波斯把传记推向通俗化的做法不同，普鲁塔克在传记中表现出的在文史之间的徘徊也正说明了其欲把历史事实、道德论调、文学艺术糅合在一起的志向。无论如何，《希腊罗马名人传》和希腊传记早期委身于哲学的道德赞美完全不同，虽然依然强调美德的作用，但对历史人物已经不是曲笔讳言。普鲁塔克还强调了对于文学虚构的适度使用。在《提修斯传》和《亚历山大传》中，他希望读者能够对传说、心理、灵魂等方面的着墨予以理解，换而言之，对可能虚构的叙述予以理解。以哲学思想为依托，寻求文史哲之间的平衡，这是西方古典时代传记的重要特征。

　　与历史学家一样，西方古典时期并没有职业的传记作家，也很难说传记在当时拥有多么高的地位，但不得不说，传记中的奇闻轶事、尔虞我诈远比历史引人入胜，而其中的道德教诲也比哲学说教更为通俗易懂。

　　最后，关于古典时期传记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很难笼统地予以评定。1992年布里奇出版《何为福音书？——与希腊罗马传记之比较》一书，其中所考证的福音书起源于古典传记，并未达成学界共识。同样，莫米格里亚诺在《历史与传记》一文中提到的“自传体含有向内心独白及忏悔形式发展的可能”，但是马可·奥利略的《沉思录》以及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两种形式的起源依然不明。不过，斯韦托尼乌斯与普鲁塔克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不同时代的文献中觅得一些踪迹。前者的影响不仅限于其后几个世纪的世俗传记文体，而且远及基督教和中世纪的作家，基督教作家巴乌里努斯所著《安布罗西乌斯传》受到《罗马十二帝王传》的影响，而中世纪时期的艾因哈德所著《查理大帝传》便模仿了斯韦托尼乌斯的传记。普鲁塔克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从公元2世纪开始，《希腊罗马名人传》便备受关注，不但马可·奥利略对其爱不释手，东罗马帝国的普罗克鲁斯、波尔菲瑞等帝王也引用其文。在拜占庭时期，《希腊罗马名人传》极有可能作为历史教材而流行于世。文艺复兴之后，《希腊罗马名人传》从拜占庭传入意大利，并逐渐被译为拉丁文、法文、英文从而家喻户晓。其中，法国古典学者阿米约主教与英国托马斯·诺斯爵士的法英译本功不可没。另外，《希腊罗马名人传》还曾被莎士比亚、德累顿、蒙田、卢梭等人大量引用，特别是莎士比亚在其戏剧创作，包括取材、场景、台词等方面都深受《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影响。

　　《光明日报》（ 2017年07月03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