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又一力作

　　【成果选介】  

时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又一力作  

——评《时空社会学：拓展和创新》

作者：冯钢，系浙江大学教授

　　景天魁等著的《时空社会学：拓展和创新》，是继《时空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后有关时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又一部重要学术著作。该书入选201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于2017年3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通读全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感悟和深刻启示。

　　首先，作者之一景天魁先生，也是《时空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作者之一，对时空社会学的发展前景，尤其是在中国的学术理论发展前景寄予很高的期待。这种期待的主要依据不仅来自全球化发展引起对传统时空观的挑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问题和机遇，同时也来自作者对社会时空范畴在社会理论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以及对适应中国崛起需求的学术话语建构的认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从那时起，那种依照“自然面貌”来测定的时空观念就发生了质的变化。资本积累的逻辑创造了与钟点时间和地图空间相对立的全球化的社会时空观。例如，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一书中展示了这样一个资本积累的“逻辑”：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意味着预期作为扩大投资的那部分剩余产品的价值实现，既不可能靠向工人出售，也不可能靠向资本家出售，因而只有把它卖给那些不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三市场”。用今天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生产一开始就必须建立并发展与不发达的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交换关系，而正是这样一种“不平等交换”，造成了全球化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的时间差异以及“核心与边陲”的空间结构。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表明，中国的崛起并融入全球化进程，参与人力、资本和资源的全球性优化配置，势必要求迅速适应这种作为社会现象内在因素的社会时空观，深刻意识到它对形成社会行动、社会生活和社会过程的现实意义。作者认为，由于时空研究具有社会科学基础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因而时空社会学在突破学科壁垒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通用性。在科学趋向整合和融通的今天，时空社会学有可能成为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基础和枢纽。

　　其次，本书所选文章的作者普遍对社会空间的理论分析比较重视。事实上，在学术界，虽然时空社会学还很稚嫩，但相较而言，社会空间分析的成熟度却已远远超过了社会时间分析。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福柯的《权力的眼睛》、哈维的《希望的空间》和《后现代状况》、索加的《第三空间》、厄里的《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等，是作者们引用最多的作品。也许厄里的批评是对的，他认为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是时空观念奇怪缺失的历史，尤其是这种忽略在空间观念比在时间观念上体现更为明显。在景天魁的相关文章中，时间分析与空间分析基本等量。他在文章中讲到哲学家对时间性赋予人的生存意义更为敏感时，引用海德格尔《物》中的文字，论述了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时间和空间中的一切距离都在缩小。过去人们要以数周和数月的时间才能到达的地方，现在坐飞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到了。早先人们要在数年之后才能了解到的或者根本就了解不到的事情，现在通过无线电随时就可以立即知道了……”在这段引文论述了时间性问题之后，海德格尔接着提出的是空间性问题，“不过，这种对一切距离的匆忙消除并不带来任何切近；因为切近并不在于距离的微小。在路程上离我们最近的东西，通过电影的图像，通过收音机的声响，也可能离我们最远。”那么，海德格尔在这里说的“切近”（空间）又是什么呢？我们在郑震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郑震在谈到现象学的空间思想时着力分析了海德格尔的这个“切近”（空间）。“在海德格尔看来，空间首先并不是一个物理的环境，它是以人类主体的存在为中心来加以组建的人与事物之间的前理论的关系状态。”“对海德格尔而言，事物是远离还是靠近我们，事物处于怎样的场所和位置，这些都是由世界的意蕴关联所指引的寻视操劳来加以确定的。被操劳所及之物总是最为靠近我们的，尽管它在物理意义上可能并不是最靠近我们的。”虽然海德格尔依然强调时间优先于空间，但他明确了一点，即时间与空间是相互关联的。

　　最后，书中关于中国现实具体社会问题的时空社会学研究论文很有启发性。例如，空间社会学方面，费孝通先生的弟子刘能，通过对费老学术生涯及其与芝加哥学派关系的回顾和梳理，展示了作为费老学术思想重要构成部分的定性空间社会学学术实践，并通过反思芝加哥学派定性空间社会学的衰弱，提出中国定性空间社会学复兴的具体设想，令人深思，给人启示。对时间进行分析方面，王宁深入探讨了中国人的“时间荒”问题，他不是依照美国学者给出的结论来做中国式验证，而是完全根据中国人当下的具体现实情境，分析了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居高等现实问题，这在理论上可视为对卡斯泰尔所谓“集体消费”（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报务）引至的“城市社会运动”的呼应。同样，李英飞的文章也是讨论社会时间问题，不同之处在于他是用案例来说明“社会时间机制”在企业资金短缺情况下，如何借助生产链上大规模逐级“欠账”和经营成本分摊来实现融资和持续运转。作者把社会时间理解为“特定社会和集体生活节奏形成的时间单位”，在文章中主要是指节日和围绕家庭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出现的时间点，“欠账”指的就是以社会时间作为资金结算期限，比如“年关结算”。文章的逻辑很合理，论述也很严谨，显然，这里的“社会时间”是涂尔干意义上的“集体活动的节奏”以及“这些活动的规则性”。那么，与此对立的时间又是什么“时间”呢？文章中虽然没有明确论述，但委婉表述为“工业社会的社会与经济的节奏，遵循的不是生活的节奏，而是由机器体系的速度来支配的”。问题在于，人类制造的机器的节奏（统一时间）为什么就不是“社会时间”呢？也许，区分为“生活时间”与“生产时间”更能把问题说清楚，但如此一来，究竟何为“社会时间”就又会成为问题。对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时空社会学中，时间分析远远落后于空间分析，而要达至列斐伏尔提出的社会、时间、空间统一的三元辩证法研究，距离还不少，不过，许伟和罗玮的文章在这方面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设想，为后续相关研究指出了方向。

　　总之，《时空社会学：拓展和创新》以及景天魁等人的先期论著为我国时空社会学研究开创了先河。作为一个在国内学术界尚新的研究领域，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及时回顾、总结了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期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健康发展。

　　《光明日报》（ 2017年07月0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