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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收买”与“离间计”在秦统一过程中的作用

2017-07-17 10:0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孙家洲

  讨论秦朝统一大业的完成,可以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如:既可以从长时段的角度来讨论,就是汉初政论家贾谊开创的视角,注意“奋六世之余烈”的延续性,也可以从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即位后的局势入手展开探论;既可以从战略布局的宏观层面、也可以从战术运用的操作层面来展开研究。本文讨论问题的时段,设定于秦王政吞并六国的攻坚战时期,关注的重点侧重于从“战术运用”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讨论的切入点是:以重金收买六国中的大臣,进而破坏六国的君臣关系,破坏其军事防御布局与能力,可以有效地消除统一进程中的障碍——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阴谋”,在战国后期的特定局势之下,是极富实效性的。本文的基本结论是:这种策略、甚至不妨称之为“阴谋”,在促成秦人最终顺利完成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直接和重要的作用。而此前的历史研究,对这种作用的估量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似乎是“英雄所见略同”,对秦王政先后提出这种建议的,是秦国和秦朝历史上两位名臣:尉缭与李斯。先有尉缭向秦王政献策:“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勿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后有李斯鼓动秦王政:“以秦之强,……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并提出具体建议,“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史记》卷八十七《李斯传》)

  这样的手段,是否在吞并六国的过程中,收到了实际成效?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至少可以找到齐、赵两国的国王近臣和国家执政官员被秦人所收买的文献记载。

  论及战国后期的列国军事实力,赵国不容低估。名将李牧,是赵国的军事砥柱,也是秦军征服东方的一大强敌。就秦、赵两国的总体国势和军事实力而言,秦国无疑占有绝对优势,然而,就是在这样强弱分明的态势之下,李牧发挥其杰出的军事才干,率领赵军多次取得了战胜秦军的奇迹。请看:秦王政十四年(前233年),秦派出大军攻赵,李牧率领赵军在肥(今河北省晋县西)御敌,大败秦军。李牧因功受封为武安君。秦王政十五年(前232年),李牧再度击败秦军的进攻。在秦国大军的连年进攻之下,当时的赵国军队,唯有在李牧做大将统筹指挥时才可以有所作为。说李牧是一身而关系赵国安危的人物,也不是虚言。秦王政十八年(前229年),秦军包围了赵都邯郸,李牧受命统领大军抗敌。值此关键时刻,赵王迁的宠臣郭开被秦国重金收买,他在赵王面前屡进谗言,说李牧意图谋反。昏庸的赵王迁,居然信其谗言,捕杀李牧,而自毁长城(李牧在危急之时,两次击败秦军、以及受馋被杀之事,详见《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传》)。

  关于李牧死于秦人重金收买之下的离间计,《战国策》也有明确记载,与《史记》可以互证:“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李牧数破走秦军,杀秦将桓齮。王翦恶之,乃多与赵王宠臣郭开等金,使为反间,曰:‘李牧、司马尚欲与秦反赵,以多取封于秦。’赵王疑之,使赵葱及颜聚代将,斩李牧,废司马尚。后三月,王翦因急击,大破赵,杀赵军,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战国策》卷二十一《赵四》“秦使王翦攻赵”条)

  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史记》的相关篇章中,不避讳李牧死于秦人阴谋的事实(从史料来源推测,这应该反映了秦人对此事不加避讳的态度);秦人对齐国发动的统一之战,齐军束手归降,秦人不战而胜,其实是秦人重金收买了齐国丞相后胜的结果。令人不得不深思的是:在《秦始皇本纪》中的两处文献记载,表明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就极力否认他们曾经收买齐相后胜之事。

  “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这是史家之笔。此处的表述,应该是司马迁据《秦纪》而来。最值得玩味的是在统一天下之初,秦所公布的一道诏书。诏书的前半部分,历数六国君臣的“失德失信”,用来反衬秦国将其逐一灭国是正义之举。其中,说到齐国自取灭亡的一段文字是“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如果仅仅根据这段诏书的文字来看,秦始皇对后胜是深恶痛绝的,似乎后胜是鼓动齐王与秦为敌的核心人物了!如此一来,也就把秦人收买、利用齐相后胜的幕后活动完全掩盖起来了。

  齐相后胜被秦人所收买的这段历史真相,好在还有《史记》的《田敬仲完世家》留下了铁证:“四十四年,秦兵击齐。齐王听相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秦虏王建,迁之共。遂灭齐为郡。天下一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

  《战国策》中也有可以互证的材料:“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玉,使宾客入秦,皆为变辞,劝王朝秦,不修攻战之备。”(《战国策》卷十三《齐六》,“齐闵王之遇杀”条)

  仔细分析秦国吞灭赵国和齐国的历史记载,我们可以发现:以重金收买敌国的高层人物,并且施加离间计,由此铲除抗秦的关键人物,对秦国的最终获胜,是发挥过特殊作用的。假如秦人不是动用“重金收买”之计,利用被收买的郭开离间赵王与李牧的关系,造成了李牧被冤杀;假如李牧可以继续指挥赵军作战,则秦国吞并赵国的步伐必定会被阻滞,统一天下的进程或许有变。再看齐国的国势,在战国的前中期,齐国一直是东方大国,曾经有过与秦国并肩称雄的辉煌。公元前288年由秦昭王主导的“齐秦称帝”举动,就可以反映出东西两强并立的真实状态。虽然后来齐国经历了“弱燕破强齐”的深创而一蹶不振,但是,它毕竟是东方的大国。假如齐相后胜不被秦人所收买,他只需要按照战国时代列国之间常见的“互相掣肘”的常态,在秦国出兵攻伐其他五国时,齐国派出援军,共同抵御秦军,那么,秦军吞并诸国的行动也必定受到制约。在后胜的主导之下,偌大的齐国,坐视秦军对其他国家各个击破而袖手旁观,最后齐国的命运居然是不战而降。

  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序》中曾经如此总结战国时代的列国关系:“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一语道破了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尔虞我诈、机变百出。秦国有意识地使用“重金收买”加“离间之计”,确实把这种战术运用得极为高明。

  当然,以“重金收买”加“离间之计”克敌制胜,并非秦始皇君臣的发明。不必追溯太远,我们回顾战国后期秦赵两国的征战历史,就可以找到一个典型的案例:秦昭王四十七年,在秦赵“长平之战”的关键时刻,秦相范雎派人携带千金入赵推行反间之计,目的就是破坏赵王与大将廉颇的关系。结果是:赵王中计,临阵易帅,解除了廉颇的统兵之权,代之以“纸上谈兵”的赵括。直接导致赵军在长平之战的全军覆没(参见《史记》卷七三《白起列传》)。其效果之明显,是不言自明的。本文之所以重视尉僚、李斯献策背景下的“重金收买”加“离间之计”,是因为它直接加快了秦始皇完成统一的进程。

  (作者:孙家洲,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光明日报》( 2017年07月17日 14版)

[责任编辑:邱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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