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杜羽 饶翔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不断升温，古籍出版渐显繁荣。不论是面向大众的普及读物，还是面向学界的大型古籍丛书，都层出不穷。然而，山东大学近日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面对市场上众多古典文学读本，有33.7%的大学生认为“各种版本太多太乱，不知如何选择”，还有10.3%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分不清精华与糟粕，干脆不读”。不少文史学者表示，大型古籍丛书文献在便于学界利用的同时，也存在缺乏统筹规划的问题，一面是一些古籍没有必要的重复出版，浪费了资源，另一面则是大量亟须进行抢救性保护整理的古籍。
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哲学部、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华文化传承与当代文化创新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呼吁：既要系统梳理典籍文化资源，使传统典籍“上得殿堂”，成为世代相传不辍的民族文化遗产，也要组织专家学者编写具有权威性、吸引力的传统文化读本，使其“进得书房”，满足当代读者的阅读需求。
唤醒沉睡的古籍
清代乾隆年间组织编修的《四库全书》收书3000多种，被视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图书结集。2002年出版完成的《续修四库全书》收书5000多种，是对古典文献的又一次清理与汇集。从2012年开始，国家图书馆开始陆续发布馆藏古籍数字资源，目前已通过互联网免费开放了近2万种古籍。但据《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传藏至今的古籍有近20万种之多。有学者估算，即使再加上其他古籍丛书和数据库，除去重复，也尚有80%的古籍深藏于图书馆的书库之中，既未影印出版，也没有数字化，多数人没有办法方便利用。
“有待搜集的文献数量仍然十分庞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说，仅浙江一省的古代著述就有近2万种，历代有识之士对浙江文献进行过不少整理工作，从清代的《金华丛书》《续金华丛书》到民国的《四明丛书》《吴兴丛书》，再到20世纪初全省性的“浙江文献集成”“浙江文丛”，以及《重修金华丛书》《衢州文献集成》《宁海丛书》等市县文献的汇集，“相对于总量巨大的传世文献来说，这些汇编整理工作都还仅仅是局部的、少量的，文献利用不便的问题依然存在。不仅浙江如此，其他各省市的情况也大抵相仿。”
除了大量古籍尚未整理出版，在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看来，一些已出版的古籍丛书也不无值得改进之处。
“近些年编纂的古籍丛书，虽然对于挖掘、利用文献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很多丛书在遴选古籍时，更偏重于刊刻年代、装帧形式等版本特色，而往往忽略了古籍的内容。”詹福瑞建议，今后整理古籍，有必要邀请专家学者对文献内容进行阅读和鉴别，下一番扬弃继承的功夫。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加强中华文化研究阐释、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在张涌泉看来，这使得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和保护迎来了一个重要契机，各省市应该分工合作，摸清古籍家底，促进流散海外的珍稀文献重返故里，并通过影印、建设数据库等形式，编纂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古代文献丛书，使珍稀文献化身千百，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代代相传。
读什么，怎么读
无论20万种古籍，还是3000种、5000种，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都是天文数字。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该读什么？又该怎么读？
“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阅读经典。‘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清新、清旷，意境悠长；‘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道尽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记》中对荆轲刺秦王的描写，让我们可以回到两千多年前，感受古人的风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万曙认为，经典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其中思想的深刻，能够穿越时空，触及每一代人的心灵。
中华民族悠悠数千年的历史，积累下的经典数量也堪称丰富，而且有的具有一定阅读难度，这让不少人望而生畏。针对这些问题，张涌泉正在筹划编纂一套《浙江文史读本》。在他的构想中，这套书以浙江的各个县为基本单元，由专家把关，发掘、提炼当地历史文化中最经典的部分，使其从古籍中走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系列乡土文化教材。
“家乡的山水诗文、家训、史乘，都是具有美育作用的‘正能量’，能够帮助青少年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塑造健美的人格。比如，在编写《义乌文史读本》时，可以把骆宾王的《咏鹅》《在狱咏蝉》、宗泽的《抗金奏疏》等义乌历史上的名篇佳作汇为一编。以这些文史名篇为重点，辅以若干图片，加以精当的赏析、注释，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力争做到一编在手，地方风土典章粲然大备，历史文化精华网罗无遗，就成了一部浓缩的地方文化史。”张涌泉说，把各县的文史读本汇总起来，就是《浙江文史读本》。如果其他省市也根据各自特点编写类似的读本，汇总起来就成了《中华文史读本》。
其实，专家学者同样面临着“读什么、怎么读”的问题。詹福瑞认为，当代学者整理、注释古籍，不能止步于解释经典字句的“章句之学”，应该努力通过阐释传统文化来创造新的思想文化。
“古人在这方面有极为成功的经验，甚至可以说，这是古人创造新文化的一种重要模式。像郭象的《庄子注》有很强的思想性，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既有章句之学，也融入了义理之学。”詹福瑞说，反观当代的古籍注本，虽然种类不少，但主要局限于解释古籍中的具体知识，“我们可以借鉴古人的经验，做好清理和阐释工作，激浊扬清，使传统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组成部分。”
《光明日报》（ 2017年07月23日 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