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自身亦是作品

　　【时代记录】

　　光明日报记者 马列

　　本期主题：摄影策展

　　在当下，展览已经成为一种使大多数艺术作品为人所知的媒介形式，与之相对应——作为新兴职业的策展人，近年来也在艺术领域频繁地活跃着。

　　位于北京798艺术区的“映艺术中心/映画廊”创立于2007年，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摄影机构之一。多年来，在这里举办过展览的摄影家、艺术家从时空和领域上涵盖了当代中国摄影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作为映艺术中心艺术总监的那日松，其能力、眼界以及展现的价值自然也不言而喻。他办展览、出画册、搞评选，将映艺术中心当作中国摄影的一个锚点，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理想，也悄然改变着当代中国摄影的样貌。

　　本期主题就以记者与那日松的对话作为阐述内容。

2011年，“八十年代中学生”任曙林摄影展。光明图片

　　记者：在策展时，您比较看重和关注什么？

　　那日松：第一，我策划的展览比较强调社会性。展览内容具有社会影响力，并且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传播度，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所以我向来比较重视媒体的作用。第二，对于策展人来说，整个展场是一个完整的作品。每一个展览都要在视觉呈现上吸引观众，所以我在展览的呈现方式上比较下功夫。观众进展厅以后，视觉点一定要非常丰富，决不能仅仅在墙上挂一圈照片。照片的呈现方法可以多样化——大照片能在视觉上一下子吸引人；作品除了挂在墙上之外，还可以垂挂在展厅中间；还可以搭配灯光做一些影像装置等。

　　记者：这次映艺术中心主办的“映·纪实影像奖”独立策展人奖为什么空缺了？

　　那日松：在评奖之前，我对这个奖还是寄予一定希望的，因为我在国内摄影节看到中国有了一批不错的策展人。但当在一个非常讲究专业的平台评选，又有国际评委参与的时候，我才发觉中国的摄影策展还处在很初级的阶段，拿不到专业的台面上。这说明我们的策展人都是业余型选手，没有经过专业培训。这次参赛的人中不乏操作过大型展览的策展人。他们提交的作品，其策展内容本身可能是好东西，但是策展方案却给人呈现一种非常不专业的感觉。

　　记者：作为映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您对作品的判断有没有一个内在的、相对统一的风格？

　　那日松：我没有固定标准，顺其自然。大家普遍认为映艺术中心展出的纪实作品比较多，这可能是因为曾经的媒体身份，让我过去接触的摄影家大多数是拍纪实影像的，但这不代表我只喜欢这一种风格。有一些展览出于商业考虑，可能带来很好的收入，在不损害画廊品牌价值的同时，我们也会去做。因为如果只做理想化的内容，只讲品位的话，映画廊早就关门了。

　　记者：您怎么判断摄影师作品的价值？

　　那日松：从策展人角度来讲，没有差劲的摄影师，只有不好的策展人。举个例子：在我给刘远做展览之前，他的争议非常大。他的画册缺乏编辑和策划，受到不少批评。我看刘远的照片，觉得他有自己独特的拍摄想法，于是帮他从大量杂乱的照片中编辑整理出几个专题。后来刘远逐渐受到认可也跟这个有关系。

　　第二届“故乡的路：少数民族摄影师奖”获奖作品之一——蒙古族摄影师宝日玛的《拥抱亲人》。光明图片

　　记者：您自己策划的最满意的展览是什么？

　　那日松：2011年任曙林的“八十年代中学生”摄影展是我觉得做得比较完美的。60幅没有剪裁、重新制作的照片分别装裱在三个不同颜色的相框里，比正常的素色相框更加营造了青春的感觉；与此同时，还有十几幅任曙林当年制作的原作照片。我还用任曙林当年征集的中学生写的诗歌，做了一个6×3米的诗歌墙，在展厅中就像一个青春的纪念碑。最后，我从任曙林当年拍摄的北京一七一中学借了一批老桌椅，在展厅里复原了一个当年的教室。现场同时放着他当年拍的纪录片《夏日的回忆》。

　　在这个展览之前，我还请任曙林和民谣歌手钟立风做了一次音乐影像展，相当于后续展览的一个预热，也试探一下观众对他作品的看法。所以那次展览特别成功。

　　记者：最近揭晓的第二届“故乡的路：少数民族摄影师奖”获奖作品主要是少数民族摄影师记录本民族，他们的影像有什么特点？

　　那日松：很多特别棒的汉族摄影师都拍下过伟大的作品。所以，谁来拍不是问题。如果从摄影艺术本身来看的话，两者都很优秀；如果从摄影师与被摄者的关系来看的话，本民族摄影师与被摄者的关系更接近、更熟悉、更自然。

　　《光明日报》（ 2017年07月2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