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巍
1978年3月，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届大学生，我进入了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当时的考古专业主任是张忠培先生。记得我们到校报到不久，他就到我们寝室来看我们。给我的印象是，很有精神，亲切、开朗。
我们的第一个专业课就是张忠培先生主讲的新石器时代考古。
老师乡音重 学生“猜谜”忙
当时，没有讲义。每次上课时，就是张忠培先生在上面讲，我们在下面认真地做笔记，回去再复习，生怕漏掉一点内容。刚开始上课时，先生浓重的湖南口音让我们很难听懂，全班同学只能从他的表情和讲授内容的上下脉络来猜他讲的意思，一般能猜到八九不离十。但有一次，他说到一个由三个字组成的考古专有名词，发音是“jujudong”，他瞪大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了好多遍，我们猜了好多次，却都不对。看着我们面面相觑，先生只好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出来——“柱子洞”——原来如此呀！还有，讲到各地新石器时代陶器的颜色时，“褐陶”和“黑陶”的发音完全一样，根本无法分辨，必须要他在黑板上写出来我们才能明白。
也许由于早年学过一点儿声乐，经过测音练耳的训练，所以我似乎是全班23名同学中猜中先生话语比较多的人，成了“翻译官”。又由于我近视却不愿意戴眼镜，所以上课总坐在最前排。先生往往习惯地盯着我讲，要是我满脸疑惑，他就知道我们没有听懂，便再讲一遍，直到我们听懂为止。
问题靠谱才算听懂
张先生要求每个同学都要根据他课堂上讲授的内容提出问题，以此作为他考核大家学习情况的重要参考。于是，我们就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地找问题，向他请教。这确实非常锻炼人，如果你没有学懂弄通，提出的问题往往十分肤浅。一次，一个同学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被张先生直截了当地顶了回去。他说：“你根本没有弄懂我讲的内容，回去好好看课堂笔记吧！”羞得这位同学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我们在旁边也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打那以后，大家丝毫不敢懈怠，提出的问题也越来越“靠谱”了。先生感受到了我们的进步，十分欣慰。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张先生用这种“强迫”我们提问题的方式，培养了我们发现学术问题的能力，为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学好哲学不会迷路
张先生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们，要学好哲学。我开始觉得很诧异。当时在我们的头脑中，哲学就是一些政治术语，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张先生解释道，哲学是认识世界的学问，是研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当作教条来背，而是要真正学懂弄通，把它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之中。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实践，我体会到先生的话是千真万确的。考古工作者对考古遗存的解释受到本人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往往会对同一类考古遗存产生不同的认识和解释。
在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时，我就用运动的、全面的、相互联系和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去认识考古学文化和古代社会，注意研究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因和外因，研究社会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可以说，先生当年让我们学好哲学，是给了我们一个防止迷路的指南针，一个受用终身的锦囊妙计。
蔚县实习训练基本功
1979年春季，我们吉林大学考古七七级的全体同学赴河北省蔚县，进行第一次考古实习。
蔚县此前从未进行过正规的考古工作。当时我们不理解张先生为何选择这块“处女地”作为实习地点，后来才逐渐明白：我国内蒙古长城一线是历史上农业和牧业交错地带，也是环境变化最为敏感的地区，这一区域又是中原文化与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中南部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当时，位于这一地区的河北北部和山西中部，非常缺乏考古工作，文化面貌不清楚，何谈对该区域与更广泛的周围地区文化联系的研究？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张先生策划了在河北蔚县和晋中地区的区域考古调查，以及对重点遗址的发掘。
我们第一次实习地点选在了筛子绫罗村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两个月时间，我们经受了严格的田野考古发掘训练，大家第一次将在课堂学的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知识付诸实践。虽然这次的发掘成果并不丰富，但它毕竟是我们班、是吉林大学，乃至中国考古学家在蔚县开展的第一次系统考古发掘工作。1981年我们班再次来到蔚县，进行毕业实习。张先生安排每两人一组，每个组负责一个乡镇区域的调查。他要求我们，一定要详细踏查，每个河流台地、每个土坡断面都要仔细查看，地面上每个陶片都要捡起来。
在蔚县考古调查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全班集中进行调查成果交流。张先生逐一查看每组捡到的陶片。当看到我和王军同学在大水门头村一号灰坑采集到的一堆陶片时，张先生眼睛一亮，蹲下来仔细观看。过了一会儿，他兴奋地宣布，我们发现的这些陶片是相当于中原地区夏代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器，说明本地区在夏代与中原地区发生过文化交流，这个发现十分重要！闻听此言，我和王军都高兴地跳起来，多日的辛苦劳累一扫而光。此后，我们按照张先生的部署，又在采集到陶片的这个遗址进行了试掘，获得了更多的出土遗物。
蔚县考古先后两次，前后经历了近半年。在张忠培先生和其他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们对田野调查、发掘和资料整理、报告编写的程序和方法，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我们这些学生后来的考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之后的七八级、七九级也在河北、山西接受了同样的训练。有计划地将学生的考古实习与解决学术问题相结合，是张先生的一项“发明”，开创了吉林大学结合考古实习，培养学生掌握田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基本训练的教学体系的先河。蔚县和晋中的考古实习，正是张先生为解决北纬40度线三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问题而实施的战略性部署。
指点迷津回归主战场
1996年6月，从日本学成回国后，我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是从事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还是继续我的本行——夏商周考古学研究？我向张先生请教。他沉思片刻，一字一顿地说：“回归主战场！”他解释说：“虽然你经过几年留学，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考古资料比较熟悉了，但是，你不能经常参加日本和韩国的考古发掘，不能及时掌握他们最新的考古资料，只能靠第二手资料进行研究。你在考古研究所，可以自主设计课题，夏商周时期的都城遗址基本上都是由你们研究所负责发掘，你应当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把在国外学到的方法和理念运用到国内考古研究，尽快在主战场做出成绩。”先生的话让我豁然开朗。
当年9月开始，我又回到了考古现场。此后，我参与的偃师商城宫城内宫殿基址群考古、周原西周时期宗庙基址发掘、安阳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的冶铜遗址和居住区及墓地的考古发掘，都获得了当年度的田野考古奖。如果当年不是先生指点迷津，哪有我的今天！
考古所的编外高参
张先生对社科院考古所有着很深的感情。他曾和我说过，他认为，中国最适合做考古研究的地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年他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时，填的三个志愿都是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社科院考古所前身——编者注），后来，因被留校攻读副博士学位，没能如愿。我大学毕业时，是他力排众议，坚持把我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入所35年来，我一直对此念念不忘，不敢有丝毫懈怠，生怕辜负了先生的期望。每当我有了一点点进步和成绩，先生都十分高兴。
1998年，我担任了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告诫我，一定不要放弃田野考古，说“这是考古工作者安身立命的本钱”。按照他的教诲，我始终没有脱离考古一线。此后，直到2017年从所长职位上退下来，在涉及考古所研究方向、发展规划、创新工程等重要节点，我都会去向先生汇报，请他指导，先生向来都是毫无保留地把他的想法和盘托出。例如，都城考古要更多注意城市布局的研究，要加强新疆、西藏、云南等边疆地区的考古工作，要注意人才梯队建设，为“尖子”人才开小灶，给青年学者更多的锻炼机会，包括让他们担任考古发掘的领队，要加紧已经发掘但尚未编写发掘报告的“还账”等，令我受益匪浅。我俩往往一谈就是半天，常常把一暖水瓶开水都喝完了，听到厨房里传来师母开始做饭的声音，我们才意犹未尽地告别。
张先生的很多真知灼见我都应用到治所的实践之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不仅是我进入考古领域的第一个导师，也是指导我治所的导师，是我名副其实的恩师。
发掘现场严格要求
张忠培先生一生到过的考古发掘现场数不胜数。看现场，他绝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一丝不苟地考察，实事求是地评价，对发掘位置的选择、地层的划分、遗迹性质的判断、遗物的特征、现场的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指导。看到做得不好就当面批评，不留情面；遇到做得好的遗址、有重要突破的发现，他会兴高采烈、大加称赞。
业界一致认为，张先生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贡献并非仅限于他自己策划和主持的发掘项目，而是和其他几位先生一道，共同承担起了指导全国的田野考古工作的责任。中国的田野考古能有今天的发展，他功不可没！
“有价让无价”
张忠培先生的逝世，是中国考古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巨大损失。他不仅在考古方面，而且对文化遗产保护也投入了大量精力。他多次参加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一些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遗址保护的论证会、咨询会。无论是面对地位多高的领导，他都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发言，为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大声疾呼，据理力争。他常常是出席此类会议的专家中态度最为坚定、语气最为激烈的。他有一句名言——“有价让无价”，即经济建设工程一定要让位于文化遗产保护，因为古遗址、古墓葬等遗存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无价之宝，一旦破坏就无法再生。
张先生一直倡导要把考古学纳入到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之中。他告诉我，要在考古工作的各个环节考虑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也就是在制定考古发掘计划、审批考古发掘项目申请、实施考古调查发掘、发掘之后发掘区域的保护、遗址博物馆或国家遗址公园建设等环节，都要服务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张先生的话，让我顿开茅塞。考古学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其工作和研究有独特的学术规范和规律，但它和文化遗产保护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有保护好文物，才能为考古学保留珍贵的资源，只有发掘好、研究好这些文化遗存，才能更好地揭示其中包含的文化内涵，也才能更加有的放矢地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任何将两者对立起来的观念和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张先生，我们会继承您的遗志，恪尽职守、奋发图强，以中国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来告慰您的在天之灵！
《光明日报》（ 2017年08月01日 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