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黄册填补空白

　　作者：宋坤（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众所周知，赋役黄册制度是明代户籍与赋役之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并与明朝统治相始终。可惜的是，数量巨大的明代黄册消失于朝代更迭中。现存的明代黄册文书，多是乡里保存的黄册底籍、草册及抄底等，而明代黄册原件难得一见。已知存世黄册遗存文书，都属于南方地区，北方黄册一件未见。幸运的是，近几年我们在进行公文纸本古籍整理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两种消失已久的北方黄册，使得北方黄册失而复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两种北方黄册，一属县衙所藏，一出自后湖黄册库，均为明代黄册原件。

　　属县衙所藏黄册，见于上海图书馆藏公文纸本《赵元哲诗集》纸背，共四册，计110页。其中多处出现“一户某某，系山东兖州府东平州东阿县”等字样，如第1册第2页背“壹户刘彦实，系山东兖州府东平州东阿县”，第2册第2页背“一户冠君仁，系山东兖州府东平州东阿县西姚”等，可知其应为山东东阿县攒造黄册。又，第2册第4页背载：“县尚德乡壹都第一图车站户，充万历拾玖年甲首”，第2册第21页背载“山屯驴夫户，充万历拾陆年甲首”。明代黄册十年一造，排定之后十年间的里长、甲首轮役次序。据此结合明代黄册大造之年推断，可知该批黄册应为万历十年（1582）所造。另，此《赵元哲诗集》为明万历十年朱应毂刻公文纸印本。朱应毂，万历十年前后任东阿县知县，曾纂修《东阿县志》，《赵元哲诗集》应即其任东阿县知县之时所刻。但印刷时间应该晚于万历十年，因其用万历十年攒造黄册刷印，必须等到此批黄册成为废册之后方可。由该书刻印地点可知，此批黄册应为东阿县所藏黄册。

　　出自后湖黄册的北方黄册，为山西汾州南郭西厢关厢黄册，见于上海图书馆藏明末毛氏汲古阁刻公文纸本《乐府诗集》纸背。如该书目录第11页背第2行载：“壹户田友，系山西汾州南郭西厢关厢第拾壹图”，第9行—12行载：“开除/人口正除死亡男妇六口/男子不成丁四口/田受于嘉靖/田广于嘉靖”，据此推断，此“山西汾州黄册”应为嘉靖四十一年攒造。

　　万历十年山东东阿县和嘉靖四十一年山西汾州黄册的发现，填补了我国现存明代黄册中，北方黄册缺失的空白，使得消失已久的北方黄册重回学者研究视线。相对于已知的南方遗存黄册，失而复得的北方黄册，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和史料价值：

　　一、两种北方黄册的发现，为研究明代黄册制度的演变提供了宝贵资料。例如，关于黄册攒造中的人户类别，栾成显曾据遗存黄册指出：“黄册以户为单位攒造，大的类别分为‘正管’户和‘畸零’户（又称‘带管’），家有赀财应役者为正管，鳏寡孤独不应者为畸零。”（栾成显：《赋役黄册与明代等级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1期）在文中，他将“带管户”等同于“畸零户”，但山东东阿县黄册中明确出现了“正管”“带管”“畸零”三类人户。如《赵元哲诗集》第二册第3页背载：“正管/第九里/里长”，第二冊第22页纸背载：“带管/第肆甲/里长/下户”，第一册第7页纸背载：“畸零/第伍甲/甲首/下户”。由“带管”与“畸零”并列，可知此两类人户应非等同关系。日本学者鹤见尚弘根据洪武二十四年“奏准攒造黄册格式”规定，推测明代第二次攒造黄册时，里甲人户中出现了介于里甲户与畸零户之间的“带管户”，其身份应是作为正管“里甲户”的替补应役人户存在（鹤见尚弘著、姜镇庆等译：《中国明清社会经济研究》，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但从东阿县黄册中可见，“带管户”本身已经编排里长、甲首，出任里甲之役了，并非仅仅是替补人户。

　　关于“带管户”的身份问题，我们可以结合洪武三年实行的小黄册图之法来进行大体推断。栾成显曾指出：小黄册图之法“与洪武十四年在全国推行的黄册制度相比，在每图所编人户数，所置里长、甲首数，以及里甲的职责等方面，均有差异或不同。但从应役人户编排在里甲之中，十年一周，轮流应役等方面来看，小黄册之法无疑已具备了黄册制度的基本框架。”上海图书馆藏公文纸本《后汉书》纸背即为明洪武三年处州府青田县攒造小黄册原件，在此小黄册中，人户类别即包含“正管”“带管外役人户”和“编排不尽人户”三类。其中，“带管外役人户”的身份为禁子、弓兵、铺兵、水站夫、递运夫、驿夫等。此类外役人户，不设里长甲首，均是归入相近里长下“带管”。而万历十年山东东阿县黄册中，同样包含此类人户，如《赵元哲诗集》第一册第30页背载：“城屯马站户，充万历拾肆年甲首”，第二册第4页纸背载：“县尚德乡壹都第一图车站户，充万历拾玖年甲首”。由此推断，赋役黄册中的“带管人户”极可能即是指此类“杂役人户”，只是已由原来的不设里长、甲首，演变为被纳入里甲体系，同样也需负担里甲差役了。这无疑是黄册制度的一大演变。

　　二、为研究明代税粮变化及税粮科则提供了新的史料。明代赋税沿袭唐宋以来的两税法，分夏税和秋粮两次交纳。“洪武时，夏税曰米麦，曰钱钞，曰绢；秋粮曰米，曰钱钞，曰绢。”而新发现的北方黄册，为我们研究明代税粮征收的演变，提供了宝贵史料。在已知的明代赋役黄册中，其登载的明代税粮种类基本为夏税麦、丝等，秋粮米、黄豆、钞，而《赵元哲诗集》第一册第7页纸背载：“夏税地四十亩二分/麦每亩科正麦五升，每斗带……/秋粮地九十三亩八分/米每亩科正米五升，每斗带……/马草每亩科八厘七毫，共该/棉花地一亩八分七厘六毫/花绒每亩科四两，共该七两”。其中关于“棉花”和“马草”征收在黄册中的记载，此为首见。

　　关于棉花的征收，传世史籍有载。明代赋税征收，基本是以麦、米为本色，代替麦、米的金、银、钱、钞、绢等为折色。洪武三十年（1397），明廷下令自洪武二十八年（1395）以前全国各地拖欠的税粮：“皆许随土地所便，折收布、绢、棉花及金、银等物”，并从此成为定制，户部议定的折征之法中，“棉花一斤折米二斗”（《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五）。棉绒的征收，后来逐渐应是由折色变为了与麦、米相同的本色。山东东阿县黄册中，“棉花地”的书写格式与“夏税地”和“秋粮地”等齐，表明关于“棉花绒”的征收，应不再是折色，而是等同于“麦”“米”的本色，这是明代税粮征收的一个变化。

　　此外，夏秋税之外，明代农民还要承担另一项赋税——草料。草主要指稻草，料包含黄豆、黑豆，均为供应政府和军队饲养的牲畜和战马。明代关于草料征收的规定，曾发生变化。洪武三年（1370）规定：“应天、宁国等六府地近京师者，各输束草，每重租田一顷十六束，轻租田倍之。池州、安庆十六府地远者，输锉草，重租一顷八包，轻租倍之。”（《明太祖实录》卷五四）洪武二十三年（1390），又规定“官田每顷草料七包半，民田加倍，俱起运赴京，定场交纳。”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廷进一步修改相关的征收原则，规定草与料按不同原则征派，“草于本处官司照田粮征收，料于秋粮内折纳。”（《明会典》卷二九《户部十六·征收》）如按洪武二十七年规定理解，马草应是同夏税、秋粮同等地位的税粮种类，料则是包含于秋粮征纳之中。但山东东阿县黄册中，“马草”的书写格式与秋粮“米”等同，是包含于秋粮税收之中的，此与史籍记载不同，可见明后期的草料征收或许再次发生了变化。

　　总之，北方黄册的失而复得，弥补了我国仅有南方地区明代黄册遗存，而北方黄册处于空白的遗憾。同时为我们了解明代黄册攒造的演变、北方地区税粮的征收等问题，提供了真实生动的具体史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光明日报》（ 2017年08月2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