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相忆

　　作者：朱秀海（海军政治部文学创作室原主任）

　　我常对我的朋友说起公元1984年8月至9月间的一段往事。

　　那时，我作为总政作家代表团的一员，天天坐在老山战场八里河东山某高地反斜面一座并不能真正遮住雨的遮雨棚下——这座鹰巢一般架在断崖上的遮雨棚就是坚守八里河东山的步兵某团的指挥所，距离前沿阵地直线距离不足500米。我一边听着无边豪雨打湿茫茫雨林时发出的低沉、浑重、极具震撼力的声响，一边看着敌方不时打过来的炮弹穿过雨幕，越过头顶，落入面前一条深不可测的大山峡中。大山峡由于植被厚重，在山风的吹拂下如同一条游动的绿色巨龙，一团团红褐色的烟火便从这条游动的绿色巨龙中呈V字形升起，落下，又升起，又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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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老山战场的大规模攻防战斗已经结束，我方夺回了被侵占的领土，但战争并没有结束，只是不知不觉改变了形态，进入了新的阶段：双方为了争夺每一座小高地，甚至小高地上的一条山腿，一直发生着中小规模的战斗。冲击与反冲击，夜间小部队的偷袭和反偷袭，日日都在进行。这些还不是最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首先是雷。对手战前曾经有很多时间在每一座高地上下布满专门对付我军步兵的防步兵压发引信地雷，战争期间敌军频繁换防，每一支新来的部队出于恐惧，第一件事仍是继续埋雷。于是，我军攻占这些高地后发现，在任何一片战场上，敌方埋雷的密度居然达到了创世界纪录的每10厘米一枚，也就是一个屈起的拳头的距离。其次是冷炮。由于我方阵地是不可移动的，这就给敌方使用步兵随伴火炮进行不定点不定时攻击——我们称之为“打冷炮”——创造了稳定目标。于是，地雷和冷炮造成了敌我双方最主要的伤亡。又由于山高路险，一人触雷或者被冷炮炸伤就需要四个人往山下抬，途中雨多道滑，一有不慎便会造成二次三次甚至四次伤亡。

　　到达山下后，烈士会被转移至一个临时设置在南盘江畔的烈士转运站，进行遗体处理并入殓，最后转送至麻栗坡县新开辟的烈士陵园下葬，伤员则在前沿包扎所简单处置后，用直升机运送到后方去。无论是我到达之前还是之后，前沿的战斗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伤亡也就不会停止，于是，每天从前沿打到团指挥所的电话多与战斗、触雷、炮伤、牺牲、姓名、职务、籍贯等有关。有一段时间，尽管没有打一场大仗，但平均每天都会有一个人牺牲。终于有一天，半夜或者黎明时猝然响起的惊心动魄的电话声也显得平常了。那一刻，你的心会立马被一只无形的冰冷的铁手揪住、攥紧，越来越紧。你开始担心的已经是，这名牺牲者如何在暴雨中经过泥泞的小路从阵地上被运到山下来。

　　每一条从高地通往山下的小路都是从雷区中开辟出来的，窄狭而陡峭，最极端处的坡度甚至达到70度。小路两旁插着红白两色三角小旗，红的是生，白的是死。不可能用担架，只能用雨布，四个人每人一个角抬下山去。只要其中一个人脚下打滑，越出红白三角小旗的边界，首先他自己就会触雷，不走运的话其他人也会因他而倒霉。因此，只要在这个时间段，从阵地方向听到的任何一声不大的、沉闷的响动，都可能让在电话机旁值班的指挥员焦躁起来，立即打电话询问山上的指挥员，是不是运送烈士的人员下山途中触了雷。如果碰上这种情况，指挥员就必须立即派更多的人前往救援——更多的人走上那样的小路，从概率上讲就更容易增加新的伤亡。

　　我每天的活动范围除了这座鸟巢式的指挥所就是山下的部队轮休地，白天在这些部队走动，接触刚刚换下来的官兵，晚上再回到那座鸟巢上去，心里仍然记挂着早上运送烈士或伤员的人回来了没有。没有。他们仍在路上。我做不了什么，但我的心又感觉到了那只冰冷的铁手，事实上它一直没有离开。

　　一个多月后终于接到命令，部队要换防，这个团要撤下去，我的任务也结束了，但我的心却被一件事情紧紧牵系着：在最后的四天内，先是地雷，再是敌人的一发冷炮，导致了三名战士的牺牲，连日的大雨彻底中断了山上通往山下的每一条小路，四天过去了，三名烈士的遗体依然没能运下来。团长为此向上级请示，推迟了全团撤出阵地的时间。

　　我离开的时间却已经定了，告别时我贸然向团首长们提出了一个请求：我要等到这三名烈士下山，然后随他们一起走——我想亲眼看一看这段日子里从山上运下来的每一位烈士最后的生命行程。团长看着我的眼睛，握了一下我的手，答应了。

　　那日清晨，雨意外地停了。下午四点，三名烈士的遗体才从阵地上运下来，所幸没有增加更多的伤亡。我与他们上了同一辆卡车，向车下的人们挥手告别。那一刻，前线没有枪声也没有炮声，只有一大团灰白色的炸烟长久地悬停在两山之间的谷口，云团一样飘浮不动。到了烈士转运站，三名烈士的遗体被抬下车，依次放进南盘江边的一顶帐篷内进行最后的洗浴，而后穿上新军装，裹上新军被入殓。

　　第二天，我跟随运送三位烈士灵柩的卡车来到麻栗坡烈士陵园。陵园主体是一座大山坡，坡上坡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颜色。下面的部分红土裸露，上面仍然覆盖着植被，郁郁葱葱。一台功率强大的推土机正在大山坡的中部轰鸣着，在原来倾斜的山坡上推出一层层平坦的墓田。而在下面被开辟出来的一层层墓田上，一排排的烈士墓直接迎上来，子弹一般击中了我的眼睛——墓碑已经立起来了，但还没有完成所有的工程，隆起的坟包依旧呈现出和山体同样的红色。

　　更让我心悸的是，我眼角的余光扫到了大山沟，它从左后方的高山上冲出，像一弯臂膀一样深深地拥抱着作为陵园主体的大山——我没有看到在南方极为常见的绿色，却看到了铺满在沟底多米诺骨牌一样摆放的墓碑，它们或立或卧，密密集集，且全是崭新的。墓碑正面右侧镌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  部队”的字样，左侧是“云南省政府立”，中间下部是“烈士之墓”四个大字。碑的上部为烈士姓名、部队代号和牺牲日期留下了空白处。

　　它们的数量如此之巨，一刹那间，这些石碑在我的意识里不再是凝固的，它们如瀑布或者潮水一般顺着这条大山沟奔流而下，浩浩汤汤，汹涌澎湃，直到我的车前。一个问题立即在我心中叫喊出来：它们在等谁？

　　马上想到了当年第一次进入战场时看到的那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队伍时的心情，接着就想起了即将在今天夜间接替某团进入战场的那个团，他们的队列也一定像这支从山沟里奔涌而出的墓碑的队伍，自成阵列，浩浩汤汤，英勇豪迈，气势逼人。

　　在后来的三十多年里，我一直记得这些空着姓名的墓碑。我当然知道它们是备用的，未必每一块最后都会填上名字。但我也知道，这些墓碑中至少有一部分会被填上名字，而每一个被填上名字的墓碑，都会承载、言说一位为这个国家而战死的烈士的故事！

　　就在我离开战场的时候，我得知我最小的弟弟秀林也上了前线，他作为昆明军区直升机大队的驾驶员天天在战场上飞行，前运参战人员，后送伤员。有时候我也会想到，这些空着姓名的墓碑中的一块或者两块，也有可能会填上我们兄弟俩的名字。

　　《光明日报》（ 2017年09月01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