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丰子义（中国人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期主题：时代课题与人学研究
主持人语
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人学研究日益受到广泛关注。人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客观要求。在中国的语境中，人学主要指马克思主义人学。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发展方式的重大改变，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所有这些因素和问题复合在一起，便导致了人学的兴起。本期刊发的3篇文章，从时代问题与人学研究、资本逻辑与人的逻辑、人的发展研究的前提性问题等不同层面，论述了加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的极端重要性。
自觉回应时代问题的人学研究
作者：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人学研究的兴起
对于人学，虽然目前在其界说和理解上还有差异，但按照学界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所谓人学，就是对人的整体性理解和研究，即从整体上研究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的本质、人的活动、人的价值等基本原则的学科或研究领域。
人学不同于“人的科学”。“人的科学”涉及众多学科，每一门“人的科学”都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概念体系和方法，分门别类地研究人的不同方面，因而“人的科学”实际上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学科群。人学不同于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而是要在各门“人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加以理论上的提炼和概括，形成关于人的完整图景。所以，人学不是“人的科学”的代名词，人学的内容也不是关于人的各种科学的集合。按照辩证法的观点，整体不等于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所谓整体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本质的思考、内在联系的思考。就此而言，人学更接近于人的哲学。
在中国的语境中，人学主要指马克思主义人学。它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基本理论，同时也包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人的问题所形成的各种新的人学理论。人学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之所以如此紧密，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决定的。从思想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关于“物”的理论，而更重要的是关于“人”的理论。这是由其理论主题所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就是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而关注的焦点必然是人的现实世界、人的生存发展，其所有论述都是直接或间接为此主题服务的。如在马克思哲学的早期，各种论著尽管讨论的重点不同，但都是围绕人的自由、解放展开的，从宗教批判、哲学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经济批判，就是一步步展开自由论述的。在其中期，马克思尽管重点研究的是资本，进行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其目的则是要从物的关系揭示出人的关系，寻求人的解放的具体道路和途径。在其晚期，马克思表面上考察的是古代社会史和俄国公社发展道路等，实质上是在探讨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探讨如何规避资本主义的“一切苦难”和发展中“一切可怕的波折”，争取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研究人学，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研究，并予以深化发展。
人学研究的发展
人学在中国一经兴起，便呈现出一种比较强劲的发展势头。其发展主要表现为这样两种态势：
一是多维度的开启。人的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因而人学研究伊始，学者们就各有侧重，大致形成了这样几种路径：一是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要依据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思想资源进行深入开掘，具体阐释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理论，如关于人的存在论、本质论、主体论、需要论、价值论、自由论、发展论、权利论等；同时结合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过程，阐述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一些重要方法论原则，如整体性原则、现实性原则、实践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历史性原则等。马克思主义人学基本理论的深入探讨，既为人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又使人学发展明确了方向。二是现实问题研究。人学是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大潮中应运而生的，因而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便成为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像近些年关于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现代性、生态文明、公平正义等与人的发展相关的问题，成为人学研究的重点，并形成了相应的人学观点。三是交叉性研究。主要是注意吸收相关领域、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形成跨学科的人学研究。这样形成的人学理论，既不同于一般性的“人的哲学”，又不同于具体性的“人的科学”，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层理论。四是“对话式”研究。重点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人学思潮等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批判吸收其合理的人学思想，廓清有关认识迷雾，拓展理论研究的视野；同时注意加强对中国传统人学思想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充实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对话式”研究有力促进了人学的学术交流，推动了人学的发展。
二是多向度的拓展。人学因其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因而其研究并未仅仅限于狭隘的视界，而是逐渐扩展和渗透到众多领域和学科，以致同其他学科得到了有效的结合，并由此形成了相关分支学科和研究方向。而且，伴随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学科也越来越主动地关注人的问题，自觉将人学的视角和人学的理论与方法纳入其中，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如经济学的研究，面对经济发展日益暴露出来的严峻问题，不再仅仅盯着经济的单纯增长，而是逐渐关注人的生存发展。如“快乐经济学”的出现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快乐经济学主要源于这样一种情形，即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指数或幸福指数在一定限度内具有正相关，超过一定限度，这种正相关便逐渐减弱乃至消失，这就是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正是这样的悖论，促使经济学关注幸福与快乐的问题，认为幸福指数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不仅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的满意度，而且应当成为各级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政治学研究也是如此。面对当代政治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政治学研究也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转向，这就是更多关注公平正义的问题。公平正义直接指向人的财富占有、利益分配、权利行使、价值实现等。虽然各种政治理论在其具体观点、主张上互有歧异，但在其价值倾向上并无二致。另外，社会学对民生的关注、文化学对“人化”与“化人”的讨论等，都凸显了人学的理论价值。可以说，人学的理论与方法已经辐射和贯穿于各门主要学科，而各门学科又在人学的视野和论域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与沟通。这种多向度的发展，无疑深化了人学研究。
人学研究的着力点
人学研究的主题是由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主题决定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阶段，人学有其不同的研究重点和理论主题。历史上，从西方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工业革命以至现代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由于每一时期发展的状况和对人的发展提出的问题不同，对人关注的角度、所讨论的问题也就不同。西方思想史上所形成的各种人的理论、思潮不外是对当时历史条件下人的发展境遇的思想折射与反映，尽管其反映有的是合理的，有的是扭曲的。
中国的人学研究同样应面对现实，以问题研究为着力点。这就是要在人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从人学的视角积极回应时代和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问题，对其作出深刻的理论阐释与把握。以问题为导向，一方面能够为现实的发展提供人学上的理论支撑与价值指引；另一方面又会深化人学研究，促进人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发展中各种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人的问题，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常常不是纯粹的政治经济问题，而直接涉及的是人的问题。而要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也要借助于人的发展、人的素质的提高。因而研究今天的中国发展，不可能离开对人的观照，不能缺失人学的维度与考量。
事实上，中国近些年许多有关发展的重要理论和理念都是按照人的发展价值指向提出来的，是人本精神的弘扬。只有从人学的角度才能透彻地理解和把握这些重大的理论和理念。如新发展理念之所以“新”，从根本上说，就是突出了对人的关注，凸显了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存发展。新发展理念作为一个整体，贯穿其间的一条主线和围绕的一个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每一个具体的发展理念，也充分体现的是人的价值指向。突出人的发展，可以说是新发展理念“新”之所在。再如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从人类的高度来审视发展，充分体现了对人类发展命运的深切关怀。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对话协商，就是为了一个目的：保障人的正常生存发展。总的说来，所有这些理论和理念都有其深刻的人学内涵。
随着社会的深入发展，各种重大问题都最后聚焦于人的发展，因而人学研究大有空间、大有作为。理论创新总是和问题探索联系在一起的。当代社会发展各种重大问题的出现既给人学研究提供了新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课题，伴随这些课题的新探讨，必然是人学的创新和发展。
从资本逻辑走向人的逻辑
作者：韩庆祥（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中央党校校委委员）
从人学角度总体审视当代社会发展，首要应思考的是资本与人及其关系问题。
马克思文本中的资本逻辑与人的逻辑
马克思毕其一生的理论探究，就是在“书房与现实”的结合互动中，揭示资本逻辑走向人的逻辑的历史必然性和价值合理性。这是他整个思想理论的主题和主线，他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和主线而展开的，马克思思想演进的历程，也是围绕这一主题和主线而进行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基于人本主义或价值尺度，展开了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在他那里，异化劳动有4种基本形式：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异化；人和人的异化。其中蕴含的逻辑，就是马克思从对劳动的思考走向对资本的关注，从对物的思考走向对人的关注，因为其落脚点是注重人和人的异化，而资本背后的实质，表达的是人和人的经济社会关系。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六条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实际上意味着马克思的思想要实现一种转变，即从对人的类本质的价值关注走向注重对人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历史分析，为从历史尺度出发研究社会历史发展问题和人的发展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一步一步地研究现实的个人内生出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创立了唯物史观。这一唯物史观着眼于从历史尺度出发研究问题，确立起了研究社会历史发展问题和人的发展问题的历史尺度。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人的尺度）的统一，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尺度看到了资本的历史进步方面，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运用价值（人的）尺度看待资本主义社会，指出了资本的历史局限，即它使人丧失了自主个性。由此，马克思、恩格斯要超越资本的逻辑和资本主义社会进而走向人的逻辑，力求构建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一联合体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坚持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来系统揭示资本的逻辑且走向人的逻辑。马克思首先运用历史尺度，揭示“物的依赖”、商品拜物教和资本主导逻辑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认为资本的逻辑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运用价值尺度，力求揭示资本“吃人”的本性，认为资本的逻辑是把资本当作社会的主体和目的，而把人当作资本增值的客体和手段，因而应超越“物的依赖”和资本主导的逻辑，进而走向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实际上，整个马克思学说的总问题，就是分析揭示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的逻辑，由资本逻辑走向人的逻辑，以真正解决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问题。
当代西方社会资本逻辑的困境
当代西方社会出现了种种困境，资本主导的逻辑是导致当今西方社会陷入困境的总根源。笔者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基因和性质决定了西方社会在各个领域必然遵循资本主导的逻辑。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以来，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资本主导逻辑驱动下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历史来看，资本创造了近代工业文明和西方文明，推进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然而，就其实质来讲，资本的本性是通过运动实现价值增殖，是通过榨取剩余劳动而使自身增值，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和压低工人工资来获取最大利润），而资本运动是无休止的，哪里能够实现价值增殖，它就会出现在哪里，同时危机也会出现在哪里。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家都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天生具有剥削、“吃人”、扩张、掠夺的本性，资本扩张到哪里，资本就会在哪里“吃人”，资本的战车也会开到哪里。
资本主导的逻辑以在全世界追逐和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而当西方社会从其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过度攫取并挥霍超额利润，使得全球市场出现社会需要严重不足时，当某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市场空间和技术创新的红利被攫取殆尽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必然出现困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困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西方社会陷入的困境，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实体经济不振；在政治领域体现为调节无力；在社会领域聚焦为贫富差距拉大；在意识形态领域展现为虚伪性暴露。可以说，当代西方社会出现了“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三大赤字。西方困境或三大赤字，说到底是以资本为主导的逻辑所导致的制度基因和缺陷造成的，是基因型、制度性缺陷。资本主导的逻辑一定意义上能解决“物”的问题，却解决不了“人”的问题，而且会给人的发展带来灾难。这就为“人的逻辑”出场提供了宏大的世界性场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
1992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开始在经济领域利用资本。从历史尺度看，在一定历史时期，我国在经济领域利用资本要素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激活其他生产要素，注重投资规模驱动也可以拉动经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于是，便出现了对资本的运用和管理问题，即资本投资、资本运作、资本经营、资本监管等。应当说，在资本运作问题上，我国把它主要限定在经济领域，并没有出现资本占有整个社会劳动并控制整个社会的所谓资本主导的逻辑。然而，投资规模驱动和资本运作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一是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二是存在着权钱交易或资本围猎权力进而污染政商关系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又特别强调要牢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这彰显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围绕这一逻辑走向，在实践上，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一是学会利用和限制资本，使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二是割断权力和资本勾结的纽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可以利用资本，但不能被资本所俘虏，可以运用资本，但要严格限制资本，不能让资本占主导，需要投资规模驱动，但坚决反对资本围猎权力。三是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即“亲”“清”关系。四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五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根本利益当作尺度，坚持人民至上。
人的发展研究的前提性问题
作者：陈新夏（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人的发展研究是人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既是因为人的发展是人学的根本价值取向，又是因为促进人的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一。人的发展研究的前提，是明确人的发展的本质含义，确立人的发展研究的问题意识，选择人的发展研究的理论范式。
人的发展的本质含义
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人的发展价值取向，认为人的发展的理想状态是自由全面发展。首先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即人在创造性的活动中充分发挥并提升自己的能力。其次是个性的发展，即人的自由个性得到确立并充分地展示和发展。再次是社会关系的发展，即人的各种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人的发展目标时使用了“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两种表述。两者的关系在于，自由发展是全面发展的前提，全面发展是自由发展的表现。对自由全面发展不能作静止的、终极性的理解，不能理解为作为既成状态的“在一切领域中都得到发展”，因为这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本质地看，“自由”和“全面”都是动态的概念，是就人的发展的可能性或趋势而言的，即在未来，人的发展不被限制于特定的领域，而是有可能在他所感兴趣的、有益于他身心的任何领域发展和展示自己。因此，自由全面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由“较为”自由全面到“更为”自由全面的过程。只要人类存在着，这一过程就没有止境。伴随这一永无止境的过程，自由发展中的“自由”的向度和可能性将更加多样，全面发展中的“全面”的含义和内容将更加丰富。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发展是“每个人”的发展。他们多次使用“每个人的发展”的提法，对此可解析出两种含义，一是人的发展归根结底体现为“个人”的发展，即人的发展最终应当也必然要落实到个体的人；二是人的发展是“每一个”个人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与近代人道主义的重要分野。实现“每个人”的发展，既在价值取向上继承了欧洲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家对个人具有最高价值的理解，又超越了资产阶级追求人的“政治解放”的局限性，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追求真正、彻底的社会平等和公正的核心理念，体现着价值取向上的全面性和彻底性。
虽然人的发展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这一具体社会现象提出的，但这一价值诉求却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理想生存状态的理解和期望，具有总体性和普遍性的特征。总体性表现在，人的发展价值在价值取向上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和统摄性，蕴含着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使人民生活得幸福美好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价值诉求。普遍性表现在，人的发展的基本含义，无论是人本质力量的实现、个性的确立和丰富，还是社会关系的发展，都广泛地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
人的发展研究的问题意识
推进人的发展既要着眼于“自由全面发展”的总目标，又要考虑到人的发展的阶段性，明确现阶段人的发展的社会条件、现实目标和路径，为此，人的发展研究要有问题意识，直面当下制约人生存发展的现实问题。
在当代中国，制约人生存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人与人的冲突、人自身心灵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3个方面。
首先是人与人的冲突。这一冲突，简约而言，主要体现为如下3个方面：一是社会公平方面的问题；二是社会建设方面的问题；三是社会关系方面的问题。其次是人自身心灵的冲突。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环境的变迁，使人们的生存态度、需要定位、利益取向以及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颠覆了许多传统的价值理念，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最后是人与自然的冲突。现代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危及人们当下的生存并将威胁到人类未来的发展。
上述问题用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分析，其中既有“人的依赖关系”问题又有“物的依赖性”问题。为此，既要致力于消除前现代问题给人的发展造成的障碍，又要直面并致力于消除现代性问题给人的发展造成的障碍，合理地管控物的依赖性。
人的发展研究的理论范式
人的发展研究要全面和深入，必须确立正确而合理的理论范式。我们认为，人的发展研究可以有价值取向和科学认识两种理论范式。
价值取向范式的解释优势在于：认定人的价值同一性，即所有人在价值上无高低贵贱之分；又认定人在世间万物中的价值优先性，即人就是“最后目的”。论及人的发展愿望、目标、理想等，必然要追溯其主体根据，回答为什么要实现人的发展等根本性问题，只有从人性入手，才能从根基上对此做出合理的回答。从合乎人性出发，可以逻辑地推论出人的发展要求，从而可以对人的发展主体根据做出追根究底的说明。以人的能力的发展为例。其所以人的发展主要不是享受意义上的，而是能力和创造性的充分展示与提升，是因为人在本性上具有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需要”。或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创造性是一种性格取向，每个感情健康的人都能够具有这种性格取向。”“我们人生来就有一种要求真正地生存的深刻愿望：去表现我们的能力、有所作为、与别人联系在一起以及摆脱利己欲的束缚”。正是基于这种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才将“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视为人的发展的第一要义，认为在理想的社会中，劳动将成为一种享受，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
科学认识范式的解释优势在于：可以对人的发展的客观条件和现实路径做出科学的说明。人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的进步，因而应从社会条件和关系中对之做出科学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对人的发展的主体做出了科学的界定；揭示了个人的发展与他人的发展以及与社会进步的统一；阐明了生产力发展将改善劳动环境、将人从繁重的、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将增加自由时间，拓展人自主活动的空间；指出了人的发展有赖于社会关系合理化。
价值取向范式和科学认识范式虽然特点及功能不同，但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涉及并回答的是不同方面的问题，而并非对同一问题不同的回答。因此，应当在人的发展研究中实现两种范式的互补，以全面地说明人的发展问题。
《光明日报》（ 2017年09月18日 15版）
中国·西安 2024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