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述中的民间声音

2017-09-21 04:4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周四书话】

  作者:孙洛丹(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抗日战争胜利72周年之际,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推出了由旅日学人田刚、李素桢主编的《铁证:日本侵华老兵口述历史证言》一书。该书收录了25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以及5位士兵遗属的口述史料,这些珍贵的资料是两位主编从过去十几年里对上百位侵华老兵及遗属的采访记录中精选的。

  在侵华老兵的口述中,战争的残酷和日军的丧心病狂一览无余。绘鸠毅在回忆中描述了一些没来得及逃跑而沦为日军“人肉靶子”的老百姓被刺死的惨状,小林宽澄忆起亲眼看到自己所在部队的班长和队长听信军中“迷信”、为了治疗在“慰安所”染上的梅毒而吃中国人的脑髓。七十多年过去了,当书中的这些已逾耄耋之年的老兵回忆起这场战争,回忆起战争中种种令人发指、泯灭人性的暴行时,说得最多的是“道歉”和“谢罪”——“被我杀害的人不能复生了,所以谢罪将成为我的终身事业,直到我生命的尽头”。

历史叙述中的民间声音

《铁证:日本侵华老兵口述历史证言》田刚 李素桢 主编。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除了这些直接参战的老兵,《铁证:日本侵华老兵口述历史证言》一书还辑录了所谓日本“开拓团”成员以及伪满洲国“公务员”的口述。尽管在身份上不同于侵华老兵,但这些人的回忆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在他们的口述中,我们了解到13岁加入“满蒙青少年义勇军”的松本元吉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如果不能加入军队,在军队旁扛着枪也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国家”,由此可见,“开拓团”武装移民的性质是不言而喻的。“开拓团”成员及伪满“公务员”作为日本殖民政策的工具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他们一方面是“加害者”,而另一方面又是“被害者”,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其对战争及战争前后的回忆和反思具有从内部批判日本殖民主义的功能,对日本国内政客大肆宣扬的“殖民不是侵略”的论调更是有力的反击。

  历史,对旁观者而言,是过去时代的“真实”图景,是外在的认识对象,是故事,是叙事。但对于《铁证:日本侵华老兵口述历史证言》中的这些采访对象来说,历史是一种切身体验,是与自己的人生实感交织在一起的日日夜夜。不论他们的身份多么卑微,力量多么渺小,存在多么被“边缘化”,作为历史当事人,他们的叙述都更具说服力,其中展现出的平民视角更是对日本国内那些从“精英史观”“天皇中心史观”出发的“历史”叙述的反驳和颠覆。尽管人数不多,声音更是微弱,但他们还是顽强地在日本社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发出自己的声音。

  近些年来,像这样的来自民间的声音越来越多地被听到。从上世纪末方军撰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到新世纪董炳月的《寻访“日本老八路”》、中岛幼八的《何有此生——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再到班忠义拍摄的纪录片《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继而再到前不久公映的纪录电影《二十二》和此前同为郭柯导演的作品《三十二》,越来越多发自民间的声音在补充和修正着正统的历史叙述。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之外,来自民间的声音、个人史的书写,向我们展示了更多原生态的、富有故事性和细节感的生活形态,我们也得以窥见一个个历史名词背后的细微真实。比如,正统的历史教育和专业研究让我们了解到从《军人敕谕》到《教育敕语》,明治以来这一套所谓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荼毒甚远,但这些究竟是怎样影响每个具体的人,历史教科书和论文往往没有涉及。而在《铁证:日本侵华老兵口述历史证言》中,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支配这些老兵当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精神武器正是《军人敕谕》,在面对生命和良知的拷问之际,促使他们说服自己伸出罪恶之手。

  如果说宏大的历史叙事提供了认识历史的架构,那么民间叙事的意义则在于,它不仅填补了正史的空白,而且呈现出历史的复杂面貌。除了揭发日军暴行之外,《铁证:日本侵华老兵口述历史证言》一书还通过众多老兵的口述展示了另外一些珍贵的资料,那就是这些老兵被俘后的思想改造。饭白荣助、筒井重雄、幅敬信、绘鸠毅、小林宽澄……这些参与二战的日本人在战败后经过思想改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接受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世界观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从民族主义、军国主义走向和平主义、人道主义。不仅如此,他们还实际参与到中国后来的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事业,成为中国现代革命的组成部分。他们回到日本之后,积极宣传共产主义,致力于中日友好,有的还加入日本共产党,成为日本战后民主思想的重要资源。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理解了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性质。

  近年来,日本国内政治加速右倾化,一些政客和右翼势力公然否认侵略历史,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