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人文科学的对话

　　作者：许嘉璐

　　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就开始有意地、逐渐系统地对主、客观事物进行观察、思考和研究，而且把对客观（“物”）和主观（思想、感情，亦即“心”）当作一个整体来认识。在希腊、中国古代和原始佛教的经典中，以及藏传佛教的寺庙里，仍可以清晰地看到把“心”“物”视为一体的论述。

　　自17世纪中叶起，对主客观的关注和研究开始分道扬镳，不仅研究的“对象”被二分，而且各自形成了迥然不同的研究方式、方法。简言之，一是必经实验，一是强调思辨。启蒙思想家、古典科学家的论述和发现，进一步推动了二者的分野。随后出现的工业化浪潮则更加固了双方的阵地和基础，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研究“物”的科学，即自然科学；研究“心”的科学，包括宗教神学和“心灵科学”（例如近两个世纪层出不穷的种种心理学）。医学，很自然地被归为自然科学，因而也必须按照自牛顿以来形成的机械论、分析论、终极论、简约化、线性化的思路和方法对待人体。自然科学为自己设置了特殊环境（实验室）、选择了特定对象（动物和个别人体），以得出的特殊结论作为普世真理，推广到生活于极其复杂的社会、生态环境中的所有人身上。一个整体的人，不得不接受越来越破碎的“肢解”式检查、分析、治疗；连“心灵科学”也把非物质的心理活动推进可测量、数学化、求精确的圈子里。例如，20世纪曾经风行一时的“格式塔心理学”就是如此。

　　但是，无视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医学、药学在缓解人类病痛、延长人类寿命方面的巨大贡献，那是愚蠢的；如果拒绝科技进步和西方医学未来的成就，也是荒唐的。我着重指出西方古典科学对“物”和“心”二元对立的思维，是要指出：这种文化，是对人类古初思想和追求的背叛；随着对“物”的了解越来越全面、深入，就离对人心的关注、思考和研究越来越远。工业化时代对客观世界敲骨吸髓的利用，最根本的动力在于“心”对超过生活所需的欲望和对无限利润的追求，这是今天世界混乱不堪、危险丛生的主因；脱离了对高尚品德的敬畏，把“技术”送进了神的殿堂，但是“物极必反”，神话惹下的灾难，如环境恶化、资源枯竭、贫富悬殊、仇恨杀戮、伦理丧失、社会离散……已经把人类推进到反向的境地：人类就要开始一个科学技术的新时代、将要创建一个新范式的新时代了。

　　对“心”的研究，亦即对于人之自性和社会之心的拷问，固然和自然科学一样，也是在追求真理，但是这并不是从预设开始、经过实验室的反复验证而得出结论，而是从古今的实践经验开始，经过一代代精英的静思、总结，并在历史的实践中提升、变革而形成的。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到“致良知”，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唯其经历了几千年的检验，所以能够放之历史长河和960万平方公里中而皆准，沉淀为民族文化的基因。

　　在中华文化的观念中，宇宙是一个整体，其间所有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彼此间有着极其复杂的关联，而且永远不停地变革着。由此去看人类紧追不舍的名利、享乐、纵欲、榨取，都是转瞬即逝的，一时的欢愉背后是自己的、他人的永久的痛苦。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野以至对立，不过是两个多世纪的“已然”，并不是“当然”；人类未来的“必然”将诞生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亲密对话，进而渐渐融合之中。

　　在自然科学中，医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天然地最为密切。

　　1.二者力图解决的都是“人”之自体，“本然”地需要二者相互配合、渗透；而二者的核心都是民族的哲思——在现象层面“心”“物”似乎是二分的，而到了形而上层面即完美地合一了。

　　2.自然科学是在不断创新中向前进的；每一次创新都是对原有“真理”的突破和否定，同时又吸收了以前的经验和教训，犹如桑蚕的成长，6次蜕变，每一次都要经受艰难痛苦的考验。人类是自觉地而非本能地向前走的。支撑着科学家不懈努力的是对探寻真理的执着。医学发展到现在，是不是也到了一次蜕变的前夜？——虽然这也将是艰难而痛苦的。

　　3.西方科技走到21世纪初竟面临着“一往而不知返”的尴尬：医学需要在医学与人文科学的“纠缠”中找到一条新路。

　　4.所有的科学活动，都是“人”在主导、掌控，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永续，在研究者和受益者心里都应该有一份强烈的伦理关怀。因而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属于二者共同发展创新的必有之义，否则科学技术就成了纯粹的“工具”。如此下去，科学就要进一步强化它的分析性，对复杂的主客观一直细分下去，掉进复杂化、分隔化的无底陷阱。救之之道，唯有开掘科学中的人文元素，让科学引领人类走向对“人”和“物”全面认识的新境界。

　　5.自然科学，特别是医学，将在与人文科学的对话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而中华势应成为先行者。中华文化对宇宙和人体关系的整体观、“民（人）为本”“推己及人”的伦理观、变动不居的辩证观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正与“心”“物”的实际情况相合；现代自然科学的许多最新成果（例如宇宙学、生物考古学、量子力学、医学等）也越来越多地在向中华文化“靠拢”；中华以儒、释、道为文化主干，在浩如烟海的文献文物中、在中国医学的宝库里，处处可见。这相对于西方主要靠希腊哲学文本、现代科学的启示而回归人类初心，有着天然的优势。

　　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

　　1.一个时代的思维定式改变起来是很难的。知识精英如果不能唤起更多人的觉醒，不能在实践中显现实效，就难有说服力。建议对“中国医学与人文”的研讨继续以不同规模、多种形式持续开展下去。

　　2.形成研究、探讨“医学与人文”的跨学科领军团队，参与策划、组织、指导有关活动。

　　3.开展国际交流；既坐而论道，更起而行之；使已有的认识在医学实践中继续经受考验，不断完善。

　　4.研究成果及时进入课堂，并向社会普及。我要特别强调对年青一代的教育和培养。一般来说，年轻人的创造力远远胜过年纪较大的前辈。历史上，在数学、物理等领域获得非凡成就的科学家，很多只有二三十岁。希望中国能尽快出现一批兼通文理，把医和文再次融合到一起的年轻开创者。到那时，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学问世之日，是见物不见心的科学史终结之日，也是中华民族为人类作出又一伟大贡献之日。

　　（作者：许嘉璐，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化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

　　《光明日报》（ 2017年09月21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