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根远（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
展示金石文物的绰约风姿
旧时所谓金石，主要是指古代铜器和碑刻。而以古代铜器和碑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偏重于著录和考证金石文物上的文字，以期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金石学视野下的古代铜器主要包括：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农具与工具、货币、铜镜、符节玺印等。就时代而言，商周青铜器价值最高，素为学人藏家所重。古代碑刻主要包括刻石、碑、墓志、塔铭、经幢、造像记、画像石、经版、买地券与镇墓券、建筑及其他杂刻等等。及至1899年，金石学大家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甲骨文亦成金石学之重要组成部分。
金石学作为中国古代最为显赫的学问之一，是现代考古学的前身。
在我国，金石学滥觞于东周，初兴于北宋。这里应该特别指出北宋出现的古物收集、整理和研究的金石学热潮，与拓片槌拓技术这种古代金石文字采集的重要手段的普及有极大关联，此后拓本收藏逐渐成为古代收藏门类中的贵族。
近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大幅度提升，金石文物及其拓本的收藏在民间蔚然成风。此次《丰碑大碣——历代金石拓本全国巡回展》上，10位收藏家奉献给大家的300余件展品是从他们收藏的数千件古代碑帖中精选出来的。从地域上看，金石文物所在地西到新疆、青海，东到江苏、福建，北至山东、河北，南抵云南。精华鳞集，蔚为大观。
留下古老文物的青春记忆
历史上的金石文物因为天灾人祸，许多早已化为齑粉，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庆幸有他们早年的拓本存世，为我们留下金石文物的不朽记忆。如东汉《刘平国治路颂》 《赵宽碑》《三公山之碑》，北齐《西门豹祠堂碑》《隽修罗碑》，唐《等慈寺碑》《萧思亮墓志》、颜真卿《殷君夫人颜氏碑》、柳公权《苻璘碑》、柳公权《魏公先庙碑》等。
更多名碑历经风霜破坏，如今已经伤痕累累、残破不堪，而早年的拓本还保持着他们青春无邪的风采。如北魏《高庆碑》，正始五年（508年立），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山东德州出土。与同地出土的北魏《高贞碑》和东魏《高湛墓志》，合称“德州三高”。此碑平画宽结，结构严谨，笔法干净达练，在北魏碑刻中属雅正一路。碑后来被纵向从中部凿断，碑额与碑文破坏甚烈。《高贞碑》，正光四年（523年）刻。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在山东德州卫河第三屯出土，旋移德州学宫。莫友芝《金石笔识》称赞是碑为石刻之最整峭者。碑后来也被纵向从中部凿断，碑额与碑文破坏甚烈。而此次展出的两碑都是清拓未断本，神完气足。
记录文字演进的灿烂足迹
笼统说来，几千年高潮迭起、异彩纷呈的中国书法史可以分为甲金时代（商周）、碑石时代（秦至唐）、纸素时代（宋代至今）。而在商周至隋唐先民极其重视的树碑立传、镂于金石活动中，金石文物上刊刻的珍贵文字，给我们留下了重要而丰富的史料，许多史料如果不是当年被镂于金石，或许早已湮没无闻。此外，因为树碑立传的严肃性，文字书丹者也往往是当时德高望重的善书者。如唐代柳公权在世时，王公大臣如果不能请他为先人立碑书丹，人以子孙不孝。所以，金石文字是古代书法极为重要、不可替代的载体。没有金石文物，没有金石拓本对商周至隋唐文字书法的再现，宋代以前，中国书法近三分之二时间内，文字发生、发展、篆隶楷行草基本定型历程中的起承转合、异彩纷呈，我们都难以了解。仅以本次展览第三单元“碑林聚英”所展览的碑林名碑拓本，我们就可见一斑。
西安碑林始建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经过北宋以来九百多年的网罗搜求，而今碑林已收藏碑石墓志造像石雕4000余件，其年代有序、流派纷呈的历代碑刻书法艺术令每年数十万中外学人、游客流连忘返。
当年秦始皇横扫六合后，命丞相李斯创立小篆，并在巡游所至用小篆刻石记功。但2000多年的风雨冲刷，当年的秦刻石只有残石数字，正是宋代重刻的小篆祖书秦《峄山碑》，才使我们领略到森然规范下，李斯小篆细劲、庄和、典丽的风姿。“小篆散而八分出”（碑林藏宋梦英《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明代出土的东汉《曹全碑》，秀韵飞动的风格在汉隶百碑中独树一帜。其以清丽婉畅、圆润绰约不知倾倒了多少书家。陈列于碑林中的于右任先生捐献的北朝墓志，魏书气象浑厚、笔法跳跃、意志奇逸，是北朝墓志精华所在。初唐书风深受东晋王羲之的影响，但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诸家又能各出己意，或如“白鹤翔云，人仰丹顶”，或如“婵娟美女，不胜罗绮”。他们与后来丰壮淳厚的颜真卿、瘦硬通神的柳公权几乎决定了楷书艺术的构架。碑林陈列的他们的代表作《孔子庙堂碑》《皇甫诞碑》《同州圣教序》《多宝塔碑》《郭氏家庙碑》《颜勤礼碑》《玄秘塔碑》等皆是书史上光焰四射的杰作。碑林三室中还陈列有唐代张旭、怀素写的狂草《千字文》。以颠张醉素为代表的狂草“如同李白诗的无所拘束而皆中绳墨一样”（李泽厚《美的历程》），奔蛇走虺，流走迅疾、连绵不断，痛快淋漓地在书法的每一个点画线条之中，把书法的音乐美发挥到了极致。
《光明日报》（ 2017年09月23日 05版）
中国·西安 2024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