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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地立心:生态文学的终极关怀

2017-09-24 02:4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聚焦生态题材文学创作】

  作者:张晓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人类历史进入近代以来,工业化进程使地球的环境与资源被污染被掠夺被破坏,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生态,将人与自然对立了起来。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美国作家福克纳则以小说的方式,深刻揭示了人在失去土地时的痛苦。失去土地和家园的痛苦,让一些作家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于是,生态文学应运而生。

  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逊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被认为是世界生态文学产生的标志。之后,生态文学便在西方迅速发展。在此之前,发达国家发生了许多公害事件,如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污染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等,其中美国和日本最为严重。这些事件,使人们开始思考工业化的过度发展带给人类的深重灾难。生态文学便是这些灾难的记录与反思,它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生态毁坏的过程,尖锐地批判了工业化所造成的恶果。随着生态文学的发展,西方社会也着力治理生态环境。生态文学在这里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中国的农耕文化是自足性文化。农田年年有收成,不必向外索取,所以形成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产生了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其他民族包容共存的和合文化。这种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故而中国作家更多地思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学中始终有生态文学的类型。《易经》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可谓开启了中国人道法自然的思想先河,先秦时期道家的著作可看作是最早的生态文学。如果说西方人的文化特征是在逻辑思维之上建立的神学观念,那么,中国人的文化特征则是在观察自然、体味人性的感性与理性共融基础上确立的人学观念。道法自然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点。在古代文学中,对自然的书写始终是文学的主题之一,意境便是人与自然合为一体时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古代诗学的美学特征之一。

  现代以降,中国文学开始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向近现代西方学习,古代文学传统被忽视,所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开始专注于写人,而忽略了自然。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天人合一的美学意境,仅能在沈从文等少数作家、诗人那里窥见,大部分作家对自然生态并不重视。改革开放后,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大力发展经济,使中国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内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生态问题便是突出的问题之一。

  王蒙说:“作家往往更早一点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发出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呼声。”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敏感的作家就已经关注到了生态危机,并通过文学的形式向人类发出生态预警,而他们所采用的大都是报告文学的方式。以沙青、徐刚、麦天枢、刘贵贤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报告文学作家,展现了当时中国方方面面的环境问题,如展现城市生态恶化问题的《北京失去平衡》、《皇皇都城》(沙青);反映水问题的《挽汾河》(麦天枢)、《生命之源的危机》(刘贵贤)、《淮河的警告》(陈桂棣)、《中国:水危机》(乔迈);提示森林问题的《伐木者,醒来!》(徐刚)。此外,李青松等作家还关注了珍稀动物、矿产资源等问题。王治安的《人类生存三部曲》则对中国的生态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思想和生态文学著作翻译到中国,与中国作家的生态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自觉的生态写作精神,写作文体从原来的报告文学发展为散文、诗歌、小说、童话、跨文体写作等,这些作品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批评家的关注,对社会也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作家哲夫、张炜、阿来、姜戎、苇岸、陈应松、杜光辉、温亚军、于坚、李青松、王治安、徐刚等人纷纷创作出版了大量的生态文学作品,一时之间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作品的出现,使人们开始思考几十年来的生态问题,同时也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大部分人的生存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生态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在这个时候,中国人的生态思想便显示出它的魅力来。尊重自然,把自然当成自己的一部分,而不是把自然当作奴隶和资本,同时也把自己当成自然的一部分,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我们才可能拥有绿色家园。绿水青山便是金山银山,洁净的空气和明亮的阳光便是自由与幸福。只有这种尊重自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才能解决人类与自然的根本冲突。

  《光明日报》( 2017年09月24日 05版)

[责任编辑:白丽克孜·帕哈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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