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考析中国文化发展脉络

2017-09-27 04:1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大家】

  作者:谢远笋(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讲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学术发展计划“概念史视域中的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团队成员,主要从事台湾思想文化史及现代新儒学研究。)

  学人小传

  冯天瑜,1942年3月生,湖北红安人,历史文化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湖北省首批“荆楚社科名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及武汉市地方志副总纂,《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总编辑。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参与建构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化学及中国文化史学,研究工作中沿着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理路,就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论题进行考究,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华元典精神》等书。近十余年来,着重研究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发掘中国文化近代转换的自身资源和内在动力,注重探讨中西文化互动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并注目于从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考察文化近代转型,代表作为《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合著)、《晚清经世实学》(合著)、《张之洞评传》、《新语探源》、《“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渊源》(合著)等。论著曾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多种成果译为英文、日文、西班牙文、韩文出版或发表。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策划,目前正在整理中的《冯天瑜文存》拟分20卷,涵盖冯氏平生著述之大部。

冯天瑜:考析中国文化发展脉络

图片为资料图片

冯天瑜:考析中国文化发展脉络

  《中华元典精神》(1994)考析中国文化演绎史,注目于“生成”与“转型”两个环节,用心于晚周、晚清两个关键时段。“晚周”是中华文化生成的“轴心时代”,此间形成了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文化经典,拟名“元典”,探索中华元典的形成及诠释过程。“晚清”是中华文化古典形态终结及近代转型时期,力辟单线进化论与西方中心论,考究古今中西文化交会之际元典精神之近代转换,注意此种转换所呈现之螺旋式上升轨迹,力求合理诠释历史上一再发生之“复归”式文化运动。

冯天瑜:考析中国文化发展脉络

  《中国文化生成史》(2014)将概念史梳理、微观问题考证与历史哲学思考三者紧密结合,以宏观的历史眼光,对中国文化的生成进行“长时段”辨析,试图揭示造就“如此人生”“如此人物”“如此事件”“如此思想”的“深层动力机制”,从而实现对中国文化的全景式把握。本书既是中国文化史的回溯性研究,也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作了前瞻性探讨。

  博览与庭训

  冯天瑜成长于辛亥首义之城武昌,他的父亲冯永轩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名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一期生,受教于梁启超和王国维,专攻历史考据学。冯永轩1926年从清华研究院毕业时,梁启超集宋词名句、王国维选取东晋陶渊明《饮酒诗》之一,手书赠予他。梁、王条幅长年悬挂于冯家堂屋,冯永轩又时常谈及二位先生道德文章及种种逸事,故冯天瑜自幼就对梁、王二公有一种家中长老的亲切感。

冯天瑜:考析中国文化发展脉络

  2017年6月19日,冯天瑜(中)在湖北大学作《张之洞与湖北新政》学术报告。图片为资料图片

  冯天瑜自幼酷爱文史,自少年时代便泛览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史地书籍。这首先得惠于他就职湖北省图书馆的母亲张秀宜。冯天瑜自小学3年级至高中毕业,一直随母亲住在湖北省图书馆。每天放学归来,照例到母亲主管的儿童阅览室看“小人书”。初中以后,为图书馆浩博的藏书所吸引,遂改弦易辙,变为成人阅览室的常客。令他摇情动魄、形诸舞咏的首推中外文学名著。早年从这些名著中获得的对于中西文化的感悟,大有益于他后来对于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解与把握,尤其有助于中西文化比较的展开。

  少时冯天瑜喜欢阅览的另一类书籍是游记和地理书。这类书的阅读经验,使得他足不出户,便可神交古人,泛游九州。有段时间,他特别着迷于地图,常常一连几小时阅看不息,以至于可以随手绘出中国各省区及世界各国的版图轮廓。这种生动而具体的空间感的培育,对于冯天瑜日后成为史家,也有特别意义。因为历史总是在特定的空间之内运行,史家必须同时具备清晰的时间概念和空间意识,才能真切把握人物、事件的质地感、度量感,如历其境地体察古事古人。如此“左图右史”“知人论世”,方能达到对研究对象同情的理解。

  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以及幼年以来的积累,冯天瑜子承父业进大学历史系本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高中毕业前,家庭的变故断绝了他投考理想大学和专业的可能,冯天瑜只得报考与政治背景不相干的生物系,成了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的一名学生,但他对于文史的热爱却始终没有消退。

  大学期间,冯天瑜继续攻读文史哲书籍并练习写作,陆续发表了一批科普文章、散文和杂文。冯永轩对于儿子喜爱文史甚感欣慰,便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连续几个寒暑假,给他讲授《论语》《孟子》全文和《史记》选篇。他由泛泛阅览到逐渐精读,从浮光掠影于知识圣殿边缘到步入研习经典的大门,正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的这段庭训。

  历史文化语义学

  1994年,冯天瑜调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站在珞珈山上,学术视野更为辽阔,除了中华文化史、明清文化转型研究以外,他还开辟了历史文化语义学、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等全新研究领域。自1998年起,他有近五年时间在日本授课并从事研究,得与多国汉学家论难究学,并潜心开掘异域史料,进行中、西、日文化比较,将文化转型研究向深广处拓展。

  1998年至2001年,应日本爱知大学之聘,冯天瑜在该校现代中国学部担任专任教授,讲授有关中国文化史方面的课程。在这三年多时间里,他得以切身体验日本社会,并利用日本丰富而便捷的藏书系统,从容思考中日文化比较和中日文化交互关系诸问题。冯天瑜选定“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作为研究方向,这既是探索中日关系的富于特色的角度,又能借助日本人周密、系统的实证考察,为近代史研究提供新材料和参照系。他以“幕末日本第一次访清使团”为具体的研究课题,并在方法论上应用陈寅恪概括王国维“二重证据”的三条做法之两条——“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写成《“千岁丸”上海行》一书,“填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空白”。(茅家琦语)

  考究术语生成史,是冯天瑜在日本讲学期间的另一致思领域。考察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本是冯天瑜长期以来的用心所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便设立专题,详加考释,通过对“几何”“上帝”“革命”“共和”“科学”“文化”等核心术语的辨析,揭示明末以降,特别是清朝民国之际中、西、日文化交会间的思想因革状态。但直到讲学日本期间,他才自觉地将近代汉字术语生成正式作为一个文化史研究课题。他于此提出“历史文化语义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其主旨是:在古今转换、东西交会的时空坐标上展开研究,不仅对诸多汉字新语的生成、演变寻流讨源,而且透过语义的窗口,观照语义变迁中所蕴藏的历史文化意涵,展现中国近代异彩纷呈、后浪逐前浪的历史文化状貌。

  特别是2004年到2005年间,冯天瑜在地处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担任“外国人研究员”,主持多国学者参加的“东亚诸概念之成立”项目研究,得以将思索多年的课题“封建辨析”徐徐展开,写成《“封建”考论》之大著。

  《“封建”考论》问世后,学界反响热烈,引发海内外之讨论热潮,至今未息。日本学者谷川道雄认为,冯天瑜对“封建”作了前所未有的考辨,极具学术价值。《“封建”考论》被誉为“精湛的‘封建’概念学术史”(方维规语),是“拨开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的大制作(张绪山语),堪称封建社会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李根蟠语)。学界的讨论辑有两本评论集:《“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中国文化生成史

  近年来,冯天瑜集合、凝练、提升30多年来关于文化史的思考,以中国当下的生存实态为窥探口,直面文化生成的前沿议题,考析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发展脉络及走势,及中外文化交互关系,于2014年再次出版皇皇八十万言的《中国文化生成史》,这是他继《中华文化史》之后的又一文化史整体通论著作,可说是冯天瑜文化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该书不满足于对个别“文化英雄”天纵哲思的追慕,也未止步于对某些引发剧变的短暂历史事变的关心,而是以宏观的历史眼光,对中国文化的生成作“长时段”辨析,着眼考察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合成的“结构”对文化的推动及制约作用,揭示造就“如此人生”“如此人物”“如此事件”“如此思想”的“深层动力机制”,以达到对中国文化的全景式把握。

  《中国文化生成史》既是中国文化史的回溯性研究,也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作了前瞻性探讨。它并未停留在对既成中国文化的历史解释,而是以当下为分界点,着眼于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对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作理论前瞻。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过去发生的事,只有在人们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能获得其历史性。社会现实构成了历史反思的起点。《中国文化生成史》在详尽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生成机制的基础上,不忘观照当下,对中国复兴、文化创新、文明对话等热点问题多有评议。

  冯天瑜自谦为学术界一施工匠人,但言及勤勉则不遑多让。2004年到2005年间,他在日本文部科学省设于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持多国学者参加的“东亚诸概念之成立”项目研究。据日本工作人员说,自日文研成立之日起,未见勤奋如冯先生者。2005年8月他归国之时,日文研工作人员特地起早赶来,列队相送,以示敬意。熟悉他的人常说,他的学术与生命是融合在一起的。迄今他虽年逾古稀,仍心织笔耕,意趣高昂,哪怕是近来患重疾住院,仍手不释卷。他在生病期间撰写的五十余万言的《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渊源》于今年7月刊行。于他而言,学术就是生活,学术就是生命。

  冯天瑜治史,一贯奉行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理路,力求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的交融互摄。他说:“精思义理,苦心考据,擅长词(辞)章,并致力于三者间的‘相济’,于弘大处着眼,从精微处着力,方有可能成就‘表征盛衰,殷鉴兴废’的良史。”(《回眸学术理路》)

  作为表达思想的手段,辞章是形诸笔端落实于纸上的最后程序,义理、考据能否实现,端赖如何书写。在辞章方面,冯天瑜主张述事纪实,务求清顺流畅,娓娓道来;辩驳说理,则讲究逻辑层次,条分缕析;无论哪类文字,都切忌板起脸孔,而应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寓庄于谐。邱汉生称赞冯著“语言生动,使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论证更具有引人入胜的力量”。

  众所周知,冯天瑜文笔甚佳,既能写细密严谨的学术著作,也能写娓娓道来的学术散文,是当代为数不多的文史兼通的大家。对于当下史学界在专业的旗号下,忽略文章的辞章美感和可读性,冯氏论著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光明日报》( 2017年09月27日 16版)

[责任编辑:孙满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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