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繁华（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先贤的这一名句曾被许多人引用，或者说它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认真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人群，也是仰望星空的人。于文秀教授就在文学的世界仰望星空。在长久瞩目的星空，她既看到了那些钻石般发光的恒星，也试图辨析那些正在形成的云团。无论是光焰万丈的恒星还是迷雾般的云团，都蕴含着神奇和秘密。探究这神奇和秘密，应该就是吸引于文秀的魅力所在。二十余年来，于文秀就这样仰望着星空。这当然是一种比喻。事实上，从事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人，其中的甘苦只有自己知道。但是，从事哪种工作没有甘苦呢。不同的是，于文秀用她特有的坚韧，一直坚持在这一领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于文秀从事的研究、批评领域跨度很大。既有现代作家研究、理论研究，也有文化、文学现象研究。在当下学科划分越来越精细的情况下，能够或敢于跨越不同学科从事研究或批评，不仅需要胆识，更需要积累。在这方面，于文秀应该是一个佼佼者。在现代作家研究方面，于文秀选择了鲁迅、老舍、梁实秋和萧红作为对象，也就是选择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高端题目。对这些作家研究的文章汗牛充栋。优势是有许多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参照，困难是要想写出新意就不那么容易了。但于文秀在她的研究中仍有自己独特的体会。比如她对鲁迅“对人的前存在状态的批判”——这一多少有些哲学化的表述就非常新鲜：“所谓人的前存在状态，即指人处于一种非自由自主的，而是消极、被动的没有凸现主体性的生存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人的生存沉入重复性的当下的形而下的生存中，倚重的是传统、习俗、常识甚至人的盲目性，缺乏主体的理性评价与自主选择，没有达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存在，即人处于自失状态。”我们可以商榷她“人的前存在状态”的概念，但她通过对鲁迅《坟》《热风》《药》《阿Q正传》《祝福》《明天》《示众》等作品分析得出的结论，起码成一家之说。
如果说于文秀对现代作家的研究是具体的，那么她的文化现象研究、文学史研究、西方文化思潮的研究，题目就相对宏大些。比如《文学史的写作困境与现代性的迷雾》《文学史写作的后现代之思》《实然与应然：文学史中的萧红书写探究》《西方中心主义与中国学术的深层问题》等。当然，题目的确立与研究对象有关。这些理论性较强的文章，虽然题目较大，但在具体论证时，她践行的还是“小心求证”。于文秀对西方当下文化研究重要理论家的评论，加强了我们对西方文化研究方法的了解与理解。当然，文化研究的出现和流行，改变了我们文学、文化研究的有限方法，丰富了我们研究的思想和理论，同时文化研究逐渐暴露出的问题，也进一步证明了这是一个人文科学的实验时代。
除了这些立论和对象宏大的论文之外，于文秀也积极介入文化与文学现场。比如对手机文学现象、对萧红研究的研究等，都有不同凡响的见识和看法。通过于文秀这本《文学批评与文化阐释》的内容，可以发现她的研究基本是文化研究方法，同时又有哲学的思想功底。她自己也说过：“我的研究的真正起步应该说是从读了哲学博士开始（当然这只是我个体的特殊性，我没有将之做普适化推广的意图），1999年考取哲学博士生后，即在导师引领下，开始阅读文化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文化思潮等方面的书籍，阅读过程的困惑和煎熬自不待言，但却有意外惊喜，因为每一部著作阅后，都令我产生意想不到的思想火花，点燃并升华了已有的文学积累，同时也使我的研究视野不再拘囿于二级学科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原有的研究范式，促使我有能力关注和参与有关文学与文化方面的热点和前沿问题的探讨，走着所谓的文学的文化研究之路。”不同的学科背景，使于文秀的文学研究呈现出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于文秀的这些文章，是标准的学院派论文。这是学院训练的结果，但又何尝不是自己的追求呢。当下，学院批评不断遭到诟病，认为学院派的文章言不及义、站在云端说话不接地气、形式大于内容等。应该说这些问题是存在的。但是，作为一种现代的学术文体，有真知灼见的学院派论文，仍然是国际学界通常使用的文体。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是否是学院派，关键还是看是否有发现、有见解。无论是哪一学科的研究，问题意识、填补空白、发现边缘、重估主流、纠正通说，都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但我同时也希望于文秀文章的写作方式可以再丰富一点，比如那种感悟式的、随笔式的文字，都可以尝试一下。这也是发现自己的一种方式。
《光明日报》（ 2017年10月06日 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