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论坛·温故】
作者：赵建永（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7年9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古人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着世界发展的未来。促进国际发展合作、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是我们应有的担当。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开辟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出自清代学者彭端淑（1699－1779）《白鹤堂文集》中的名篇《为学一首示子侄》（简称《为学》），意思是：天下的事情有困难和容易的区分吗？只要肯做，即便困难的事也会变得容易；如果不做，即使容易的事也会变得困难。此语有两层含义：一、难易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二、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躬行实践就是化难为易的过程。这告诫我们：凡事都要付诸实践，任何宏伟计划和美好愿望，若无实际行动，只能是空中楼阁和镜花水月。
彭端淑与李调元、张问陶被誉为“蜀中三才子”，他受先辈“崇实黜浮，又宜力学”的教诲，一生所获成就除了源于先天才气，更主要得益于后天努力。彭端淑为官期间，兴利除弊，力求进取，上报国恩，下慰民望。他晚年主持锦江书院，以“实学”育人。《为学》可以说是其勤学实行的心得体会。文中一则故事讲，四川边地有贫富二僧想去南海朝圣，贫者仅凭一瓶一钵和坚定意志就实现了心愿，富者虽有条件雇船前往，但因其犹豫畏缩，终未如愿。由此说明，事在人为，只要志向坚定，敢于实践，不怕困难，勇于前行，就一定有成功的希望。文末对资聪材敏者“可恃而不可恃”和资昏材庸者“可限而不可限”的辩证认识，超越了天赋决定论，对不同天资的人都有勉励作用。此文旨在劝人强学力行，并寄望后辈继承发扬这种优良品质，这也是清初学人崇尚实学实证风尚的体现。
中国实学传统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实干践行的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如：推崇笃行的孔子四教“文、行、忠、信”、内圣外王之道和格物致知之学。实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和演进，到明末清初形成一场思想变革运动，并成为社会主流思潮。明代的王廷相、李贽、徐光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傅山，清代的颜元、戴震、章学诚、龚自珍、魏源等是明清实学的代表人物。实学以明体达用、实事求是、经世济用为宗旨，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向近代转型过渡的桥梁。
清初大儒颜元集实学之大成，融合了胡瑗实学、张载思想、王安石新学、陈亮事功学和王守仁知行观，形成其“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实学体系。颜元目睹明季世风日降，兵散而弱，士腐而靡，痛切不已。他为养祖母守孝期间，恪守《朱子家礼》，几乎病饿致死。随后，他发现该书不合古礼且违背人性之处甚多。由此发端，他全面反省理学，抨击空谈心性、不问实行的流弊，以阐扬实学、匡时济世为己任。他深刻体会到“思不如学，学必以习”，遂将书斋“思古斋”改名“习斋”，并以之为号。他为漳南书院制定“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主张道术并重，培养德才兼备的“实才实德之士”。他在讲堂安放琴、竽、弓、矢、筹等器具，每日带队习练礼乐、歌舞、骑射及武艺，探究兵、农、工、商等实用之学，力戒空言玄虚。他别开生面地解释“格物”为“习行”，即“实作其事”，身体力行，并以获得实际效果、解决实际问题为准则和目的。王夫之指出，知先行后之说，容易误导人们忽视实行。颜元的“习行”说则发展了王守仁的笃行即知论，强调行先知后和行中生知，认为真知必依赖于行，并受行的检验。其高足李塨弘传颜元之学，后世合称“颜李学派”。
近代以降，为救亡图存，需要一种沟通中西的学术，颜李实学重新流行，备受新派推崇。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赞颂颜李学派“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并撰文《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大力推介。“五四”前后，一些爱国者试图推行颜李之学以转变惰弱民风，振兴中华。毛泽东1917年发表《体育之研究》对颜李“习行”精神十分赞赏，后来他发展了传统知行观，进而提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
天下之事，为之则易，不为则难。习近平主席引用的《为学》篇名言，与他所说“知行合一”“撸起袖子加油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警句一样意味深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任重道远，我们砥砺前行、行稳致远，需要这样的精神。发扬实学的实干实行、求真务实传统，对于当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光明日报》（ 2017年11月05日 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