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的争议

2017-11-17 06:30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朱美禄,系贵州财经大学教授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这意味着文学构思可以超越时空,不受任何拘束。王夫之则在《姜斋诗话》中指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这意味着诗人能看多远,诗笔就延伸多远,不能超越视觉的阈限。这两种明显对立的说法,都有不少拥趸,因此诗歌中的距离便成了争议的焦点,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宋代王得臣在《麈史》一书中说:“白傅自九江赴忠州,过江夏。有《与卢侍御于黄鹤楼宴罢同望诗》曰:‘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句则美矣,然头陀寺在郡城之东绝顶处,西去大江最远,风涛虽恶,何由及之。”“白傅”指的是诗人白居易,白居易晚年官居太子少傅,所以后人常以“白傅”称之。白居易虽然是大诗人,但是王得臣对他写的“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这两句诗颇不以为然。理由是头陀寺在城东绝顶处,距离长江甚远,再大的风浪也不至于把江上的浪花溅到头陀寺去。尽管有人告诉王得臣这是夸张之词,与《诗经》中所谓的“峻极于天”是一样的思维,但是王得臣依然认为诗歌应该坚持“实录”原则,排斥“白花浪溅头陀寺”之类的不实之语。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严有翼在《艺苑雌黄》中说,欧阳修“《送刘贡父守维扬作长短句》云:‘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平山堂望江左诸山甚近,或以谓永叔短视,故云‘山色有无中’。”因为距离“甚近”,在有的人看来,诗歌便不能用“山色有无中”这样的表述;至于“永叔短视”云云,则可谓是对欧阳修的酷评。针对这种观点,严有翼打圆场般指出“山色有无中,非烟雨不能然也”。据现代学者沈玉成考证,位于扬州的平山堂,“距离金、焦、北固诸山,并不‘甚近’,大约有三十里,烟雨霏霏,从堂中远眺,山色有无正是眼前实景”。可见因为距离问题,“山色有无中”便成了各方博弈的焦点。其实,王维早就有“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成句,欧阳修在这里除了即景之外,兼有用典的成分在内。明乎此,难怪“东坡笑之,因赋《快哉亭》道其事云:‘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取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评价杜牧《江南春》一诗道:“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杨慎认为杜牧诗歌涵盖的“千里”范围非人之听力和目力所能及,所以想当然地认为杜牧诗歌原本是“十里莺啼”,今本作“千里莺啼”,乃“俗人添一撇”所致,于是很鄙夷地说道:“士俗不可医也。”对于杨慎的说辞,何文焕颇不以为然,他在《历代诗话考索》中批驳说:“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何文焕和杨慎的分歧,既有对诗歌主旨理解的不同,也和诗歌所涉及的距离以及涵盖的范围有关。

  有道是距离产生美,但是以上几则诗话却充分表明了距离足以产生争议。假如穷根溯源作深层次分析,可以发现这些争议产生的原因在于以考据的思维和标准评价诗歌。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里说考据只能断定“已然”,而文学艺术却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其“所以然”。以考据的尺子来衡量诗歌,难免方枘圆凿,争议自是不可避免。

  其实,“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是说文学源于实际生活,并不意味着文学不能进行超越时空的书写。尽管文学来源于生活,但文学终究是对生活能动的反映,可以视通万里、想落天外。而恰恰是诗评家的短视,使得诗歌所涉及的距离成了有争议的话题。

  《光明日报》( 2017年11月17日 16版)

[责任编辑:李伯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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