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通达美丽人生的桥梁
——写在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揭晓35周年之际
作者：刘川鄂（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茅盾文学奖评委）
编者按：1982年12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宣布，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魏巍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莫应丰的《将军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古华的《芙蓉镇》等6部长篇小说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当年12月15日，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巴金先生由于身体原因尚未出席，在书面发言中他说：“长篇评奖虽然是第一次，却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将要发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中青年作家身上，当然还有经验丰富的老作家。希望你们在熟悉生活和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的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的好作品来。”
如巴金先生所言，这个奖项在当代中国发生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茅盾文学奖每四年评选一次，每次不超过五部获奖作品，被视为考察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乃至文学创作水准的一个风向标，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今年恰逢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揭晓35周年。在这个节点回望走过的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文学奖项的价值，更好地为当代小说创作实绩把脉。
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发次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号召广大作家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精神成果充实自己，“向着沸腾的、发展着的现实作永不满足的开掘，同时敢于和善于吸取古今中外一切于我有用的手法和技巧。在学习中创造，在创造中学习，如此循环往复不已，这样，党和人民所期望的那个长篇创作的新的高峰，就一定可以尽快到来”。在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揭晓35周年之际，我们再度聚焦这个重要文学奖项，关注获得过茅盾文学奖作家创作新动向，以期待新时代耸立起新的文学高峰。
2016年10月15日，成都市川剧研究院的演员在《尘埃落定》中表演。当日，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在陕西开幕。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参评“文华奖”的川剧《尘埃落定》于当晚在西安人民剧院上演。川剧《尘埃落定》根据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的同名小说改编。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一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严格地说，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没有之一——因为长篇小说是重文体、大文体、无所不包的文体。但更严格地说，它只能算当代中国文学最高奖项之一，因为无论长篇怎么重、怎么大、怎么包容，每一种文体都有它独特的规约性和独特的审美魅力，何况中篇、短篇、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儿童文学、翻译之奖项共同拥有一个更响亮的命名：鲁迅文学奖。
文学评奖是文学评价的特殊方式。评选并奖励优秀作家作品，会产生“示范效应”，影响文学史评价和经典的确立。文学评奖至少在“梳理与评点文坛创作”“引导与影响阅读市场”“左右与影响作家创作”“引导与影响文学生产”等几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有文学评奖，世界各国也有文学评奖。如瑞典诺贝尔文学奖、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英国布克文学奖、日本芥川文学奖等，都是很有影响的文学大奖。实践证明，文学评奖在肯定创造、激励新人、锻造经典、引领阅读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基数很大，相对而言，文学爱好者也比较多。大多数读者偏好阅读长篇小说，因为长篇小说是一种综合性的重文体，其内容的丰富、人物的饱满、语言的张力、情感的喷发、思想的凝结，都是其他文体难以匹敌的。长篇小说也更能满足读者对于情节文字、社会历史等全方位的阅读诉求。当下长篇小说作品数目繁多，质量参差不齐，文学爱好者希望有权威指导进而择优阅读。评论家和媒体的推介有指导意义，评奖也是一种重要的引导方式。如果一部作品被类似茅盾文学奖这样有口碑的文学机制所认可，必然会在读者中得到更多青睐，类似某种意义上的“明星效应”。虽说作家创作文学作品、产生审美效应、参与文化构建、浸润社会生活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评奖可以带来明显而重要的刺激、激励作用。很多作品在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立即广受关注，畅销且长销，就是这么个道理。
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最佳的社会效应，是提高国民的文学素养与文明程度，是影响世道人心。通过名家名作让读者感受到文学是通达美丽人生的重要桥梁，感受到人的生命中有没有文学相伴是衡量生命质量轻重的一个关键指标。如果每次评奖，都能使文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有所提升，这就是茅盾文学奖及获奖作品最可贵之处。
陈忠实（中）与导演林兆华（左）一起在白鹿原采风，为话剧《白鹿原》找灵感（2004年摄）。陈忠实创作的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新华社发（尚洪涛摄）
二
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是1977年至1981年的作品，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是2011年至2015年的作品，前后38年。至今共有41部长篇小说获奖，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同步。除却网络长篇小说，这数十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恐怕难以统计。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年百部、新世纪每年千部计，应该在数万部以上。近两届茅盾文学奖鼓励网络小说申报，这个范围的作品数量更是汗牛充栋。姑且说三十年来中国有超过十万部长篇小说吧，要在这中间挑出四十来部颁奖，或者说获奖作品代表了四十年来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都是见仁见智的难题，没法打包票啊！
毕竟，这段时期的很多好作品在获奖名单里：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刘心武的《钟鼓楼》、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修订本）、王安忆的《长恨歌》、宗璞的《东藏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阿来的《尘埃落定》、毕飞宇的《推拿》、熊召政的《张居正》、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苏童的《黄雀记》、金宇澄的《繁花》等。不管对它们的评价有多少差异，但绝大多数对当代文学有基本了解的读者和评论家都会认同它们的确是同时期的佳构。
毕竟，那些错过了最好作品参评或者代表作参评未能获奖的作家们，凭他们次好的作品还是进入了这个当代文学奖的最高殿堂。如以极端题材、极度想象、极致夸饰而飞得最高最远的莫言，如写出“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的当代中国最有气势、最有深度的文学杰作《古船》的作者张炜，如百年中国乡镇政治和农民生存状态的出色刻画者刘醒龙，如创作数量可观、质量位居前列、始终叫好又叫座的刘震云，如将现代派技巧与敏锐的思想有机融合的王蒙，如以《羊的门》塑造了集传统文化、民间智慧、地域特性和时代精神为一体的中原强者形象的作家李佩甫等等。
这些响当当的名字，都是对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尽管因为各种原因，他们的代表作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但凭借比较好的作品获了奖也是幸事，也算是一种弥补遗憾的善举。有人据此认为茅盾文学奖有由优秀作品奖变为作家终身成就奖之嫌，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些佼佼者跻身于获奖者阵营，远比被永远排斥在奖项之外更值得赞赏，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增加了茅盾文学奖的含金量。
2015年9月29日，5名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金宇澄、李佩甫、王蒙、格非、苏童（从左至右）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颁奖典礼上登台亮相。 新华社记者 潘旭摄
三
不过，如果这个名单里还有下列作家，茅盾文学奖可能会更权威更完美——
铁凝和她的《玫瑰门》。铁凝写有很多好小说，有的被评论家和读者高度认可。但我始终认为《玫瑰门》是迄今为止她写得最好的小说，也是新时期文学中被严重低估的小说之一。这部作品反思男权文化，揭示女性困窘的生存状态与传统封建文化及社会性别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直抵文化病灶和人性暗区，“冲击了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和鉴赏经验”。
史铁生和他的《我的丁一之旅》。这是一部跨文体的繁丽与智慧之作，文学含量与思想并重。史铁生是近几十年最能激励读者“正能量”的作家之一。
王朔和他的《玩的就是心跳》等长篇。看上去很美、很纯、很好玩，更重要的是，在当代文学史上，王朔在批判伪、假、空的“宏大叙事”方面功绩不可磨灭，无人可比。
王小波和他的《时代三部曲》。一个浪漫骑士、行吟诗人、文学思想家，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是写出了人的无限可能性。
余华和他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两部长篇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其价值不需多言。还应该强调的是，他是作品走出国门最多最远的当代作家之一。
方方和她的《水在时间之下》。方方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一直在当代小说创作的前沿，长篇佳作众多。我格外看好其表现汉剧演员生涯的《水在时间之下》，以一串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大武汉的历史，细致绵密、性格鲜活。
韩少功和他的《马桥词典》。《马桥词典》把文本的意义维度指向难以言说的语言，不仅在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而且在语言层面解说人的命运，立体化揭示人类的生存状态，使民族寻根走向了人类寻根。其深邃的思想含量和新颖的文体创新为20世纪文坛增加坚实的重量。
严歌苓和她的《陆犯焉识》。这部作品在历史审视和人性拷问上异常出色，叙述语言简约洁净、充满张力。是我在审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52部入围作品时最难挑剔之作。
比较而言，茅盾是19世纪英法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在中国的最好传人，但茅盾文学奖奖励的是一个时间段内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而非最像茅盾小说的小说。有人说茅盾文学奖偏重于现实主义题材、偏重于宏大叙事，这是实情。但不能归之为评委的口味偏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现状就是浪漫主义小说凤毛麟角且成功者少、现代主义小说精品稀缺且曲高和寡，现实主义创作基数大、佳作相对多一些。但从以上这些“落选者”来看，常态化的现实主义宏大叙事确实比较讨巧，而探索性强的作品最终入选者寡，值得反思。
四
九届茅盾文学奖已评出四十余部获奖作品，其中大部分可视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的优秀之作。它们各有特色、各有贡献，但是，跟世界文学经典相比较，我以为还有差距。
作为当代文坛的一个观察者和参与者，我认为茅盾文学奖评选的遗憾不仅在于某些名家名作没有位列榜单，而且在于获奖作品远非完美，短板还很明显。这不是评选者的缺憾，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缺憾。以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在我看来它们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存在问题。或在认知社会、探寻人性上力有不逮，或在审美表达上有所欠缺。《江南三部曲》中人物的年龄、身份、性格都有较大差异，但对话语言过于雷同。三部作品的质量也不完全整齐，反映出许多当代作家的一个通病：写过去文采飞扬、洋洋洒洒，写现在则笔力混乱、思想疲软。《这边风景》力图减少20世纪70年代的文学印记，但其中仍有大量旧时代思维的“残留物”。《生命册》中关于大学体制、关于20世纪90年代商海的某些细节缺乏推敲，不合情理。《黄雀记》主要情节轻描淡写，铺垫不足，后续故事的发展明显有人为支撑起来的痕迹。《繁花》内容过于琐碎、缺乏高潮，太考验阅读耐性。
长篇小说是一种最自由、最有深度、最显出当代文学水准的文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大半是长篇小说作家，可见这种文体的特殊性与重要性。驾驭长篇小说这种重文体、大文体，需要丰厚的生活积累，需要对社会人生诸多重大问题有深刻的认知，需要感性、理性思维并重的能力。在这一点上，中国长篇小说家普遍显得不足。不少作家自以为拥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就动手写长篇小说，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缺少对时代人生的独到把握，缺乏对生活积累提炼的能力，因而在把握时代、臧否人物上或浮浅或偏狭，情节结构上或累赘或生硬，细节描写上或粗略或失真。
获茅盾文学奖的大部分作品尽管称得上优秀，但也有缺憾、远非完美，当下中国长篇小说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没有最好，只盼更好。
《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8日 12版）
